没有车皮的时候，我不逛街不睡觉不打扑克，去新建库房里面刨土、推土，推一车挣五厘钱。最初的三十多个装卸工，坚持到最后的，除了几个常年“扛小杠”的老装卸工，再是我。那天我装了一夜车皮，白天还在看书。
孙调度进来，朝我伸出大拇指，说：“你这小伙子不简单，将来肯定能当作家。我撵你打你别生气，怕把你累坏了出事故。”我很受鼓舞，勒紧裤腰带，又用饭票兑回一元三角钱，到街上新华书店，买了一本《艳阳天》续集。
一位三十九岁的老装卸工对我大声咆哮：“你连好赖话都听不出来，哪个作家干这个活？我在旧社会当小半拉子都比你强。学校请我作忆苦思甜报告，校长埋怨我说实话没淌眼泪。顿顿大黄饼子管够吃，白菜炖粉条子可劲造，淌眼泪是尿尿吗？喝瓢凉水憋一会儿就泚出来了吗？我说我丧良心，东家对我那么好还偷苞米，校长带头鼓掌喊口号。我说你们弄错了，我偷东家苞米不对，校长不让我往下讲。你连垫肩、手套、馒头都舍不得买，拿手指盖、肩膀头子、肚皮和火车对命，我这才淌眼泪……旧社会穷人牛马不如，你现在也牛马不如！哪有牛犊子、驴崽子出这样的苦力？你爹你妈不是人揍的，让孩子出这个力遭这个罪。你挣的钱是拿命换的，拿回家你爹你妈怎么花？走，和我到书店，把书退了。”
我不去，他更来气了：“你不心疼钱我心疼。”他一把将书抢走，撕了几下没撕动，往地上摔了几下没摔散，一扬手“哗啦”一声，扔到窗外铁道上。
两个月之后，果讯结束。我行李里装着二百元钱，沉甸甸地挑回家。
我走到杨树房黄花岗上，一辆吉普车从身边飞驰而过，里面不知道坐着哪位大人物。我走到地东头，吉普车返回，不知道去谁家找谁。拐到西北地街上，郝振礼三叔见我挑着行李走过来，认错人，竟以为是小我十岁的弟弟。
他叫着弟弟的乳名：“驴子去接你哥了？你哥怎么没回来？”
我说：“三叔，我不是驴子是小小子。”
三叔惊讶地说：“都瘦脱相了，快回家让你妈煎两个鸡蛋吃。”
三叔的话让我心里发暖，这才感到累。
我两条腿软绵绵，挑着行李摇摇晃晃，好不容易走到自己家街上。
父亲袖着手站在街上，专注地望着园南头几棵大杨树。他没做掏枪动作，也没向树上鸟巢瞄准“击发”。实际上他已经看见我，假装没看见。我走到他身边，他只乜斜了一眼，转过头没搭理我。他那布满血丝、玻璃体更加浑浊的双眼，像一对火印烙在我的心头。他一边腮帮子肿了，从侧面看就像窃笑。
谁家孩子当兵了，被招工、推荐上大学，他都犯牙疼病，不和我说话。大概是真的，他犯了牙疼病，都因为我没当上兵、没被招工、推荐上大学所引起。
他上的不是一般的火，不是谁家祖坟冒了青烟、孩子有了大出息，再就是为我吃苦受累遭罪而揪心上火。三叔还知道心疼我，再不好他也是我的亲爹。
那一刻我进行权衡，还是后一种原因。我非常感动而委屈，在他身后叫了声：“爹，我回来了……”我的声音颤颤微微，既充满了谦卑和亲情，也在邀功。毕竟在我的行李里面，捆着二百多元血汗钱。这笔钱堪称巨款，将家里老房子翻新、重盖都绰绰有余。再说自从分家另过，家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钱。
我盼望父亲转过身和我说句话，起码给个笑脸。
董云功三大爷十年徒刑期满，被释放回家，我们都去他家看热闹。
三大爷也挑着行李，回来时也在街上见到他爹。他也用我这种口气，说的同一句话：“爹，我回来了……”三大爷他爹回头见到儿子，扔了拐杖扑过来，老泪纵横喊了一声：“儿啊，你可回来了……”父子俩抱在一起哭做一团。
我真是自作多情自讨没趣，父亲根本没回头也没搭理我。他抬脚进到大园里，仰头望着大杨树上的喜鹊窝。我离开家的这两个月，喜鹊窝又被新的山燕子霸占。父亲大概忘记枪交了，煞有介事地把手伸进怀里掏枪，掏了几下没掏出来，用食指当枪管、翘起大拇指做击发锤，瞄准树上的山燕子“击发”。山燕子不但没被“击落”，还朝下面“噗嗤噗嗤”拉了两泡稀屎，差点落到他头上。
我刚上小学时，父亲给我取名叫董太风，问爷爷奶奶这个名字行不行。
爷爷马上否认：“海上刮大风，家里再出个刮风的，沙子就得把房西头房场埋了，我的沙子白挖了，妈了个巴子！你是王小放牛，不往好草上赶哪。”
这回父亲没忍让，努力辩解：“我给儿子取名叫董太风，是为了让董家下一辈出息人，得出个有文化的人。董太本、董太学、董太才、董太书、董太字等文化名都被人取了，只剩下董太风这个名字没人取，晚了就被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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