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董太元和教导主任李绍兴都教过我,经常受到他们的批评,在他们的训斥中上完小学。我去学校报到那天,打老怵了,甚至没有勇气推开办公室的门。郝文章在里面看见,急忙出去把我拉进来。我仿佛回到小学时代,又犯了错误被叫到办公室。我低着头垂手侍立,一只脚尖不住地划拉地面,连大气都不敢喘。此一时彼一时,老师们都不好意思地笑了,赶紧让我坐在一把椅子上。
我上学时,看见每个老师都有一把固定的椅子,羡慕极了。谁有幸被派到办公室里擦玻璃、扫地、送什么东西,赶紧坐一回椅子过把瘾。我认识办公室里面的每一把椅子,就像认识每一位老师。我现在坐的这把椅子,马希阔老师曾经坐过。那当时我上四年级,每个教室只有后窗,只有办公室有后门。我趁到办公室房后种蓖麻的机会,溜进去刚坐在这把椅子上,就被马老师堵在里面关门打狗。他的大巴掌像熊掌,狠狠拍在我后脑勺上,一会儿工夫凸起五个条状大包。
那当时,我哪敢想有朝一日也能当老师,名正言顺地坐在椅子上。现在,我从一个调皮学生成了老师,仿佛是孙悟空变的,既不可思议又滑稽可笑。
尽管如此,我当代课教师仍是权宜之计,又无处可去,只好暂且栖身。董太元和李绍兴分别找我谈话,对我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肯定,期待我作出成绩。他们只字没提我偷书被批斗那件事,给足了面子,我非常感动。
李绍兴老师让我先到各班级听老师讲课,熟悉课堂和教学程序。
为了推动“评《水浒》批宋江”运动深入开展,县文化馆在得利寺公社崔屯大队,举办文艺创作学习班。黄贵良老师升任公社文教助理,点名让我参加。
那天临走前,我去郝文章家找本书带走,他给我一本《乐府诗集》。在这之前,我以为乐府诗是古诗词的一种文体格式。郝文章说:“‘乐府’是汉代管理音乐的一个宫廷官署,就像公社文化站。”那本书的封面上,工工整整写着“徐百礼”三个字。我翻了翻,书的每页空白处,密密麻麻地写满批注。
我只知道三个人读书写批注,一是毛主席,二是郝文章,三是这个徐百礼。伟大领袖无人能比,郝文章货真价实,只有徐百礼,我不敢苟同。
他曾经在盐场学校“农中”教学,后来转到沙包子小学,当了十多年民办教师没转正。他邋遢出名,一直没说上媳妇,后来和一个富农姑娘结婚。我背着行李走到永宁街里,在等公共汽车。凑巧的是,徐百礼也去参加学习班。他没带行李,邋邋遢遢一股怪味,龇着一口黄牙。他看左右没人,悄悄向我透露:“听说今天晚上,县文化馆招待大家吃羊肉包子,我就是冲这顿包子来参加学习班。我先对付一宿,第二天偷偷溜走,你想走的话,咱俩一块儿走。”我鄙夷地看了他一眼,说:“我不走。”他笑了一下,不置可否的样子。他为吃一顿羊肉包子参加学习班,我的心里有了底。连他这样的人都能教学,我还不如他?
我俩坐公共汽车来到县文化馆,和学员们乘大卡车,去得利寺公社崔屯大队。
这里山清水秀,一条小河从村前流过,像极了沙岗后的小溪流。漫山遍野都是苹果树,红彤彤的苹果垂挂枝头,空气中果香四溢。一座二层小楼是大队文化室,全县优秀创作人才在这里集中,学习和创作。他们有的是文化馆专业创作员、剧团编剧,有的是公社文化站站长、学校老师。众人一个个衣冠楚楚风度翩翩,气度不凡道貌岸然,目光中除了高傲还有蔑视。女人有限,只要穿一件带颜色的衣服,都算花枝招展。只有徐百礼委琐地站在人群里,望望这个看看那个。
他戴一顶油渍渍的灰布帽子,灰布衣服肩头上面,补了一块深蓝色补丁,像我当装卸工时披的垫肩。他敞着怀,露出被汗水和灰垢濡染成土黄色的背心。他下身穿了条蓝色、肥大的旁开口凡力丁裤子,一看是老婆的。他一条裤腿耷拉在脚脖子上,另一条裤腿挽到膝盖上。他穿一双破凉鞋,上面沾满污泥。故事片《青松岭》刚上映,片中的富农分子钱广,是个家喻户晓被奚落的反面人物。
眼前的徐百礼,比钱广还像“钱广”。周围光彩照人的人们,像竖起一圈镜子,将徐百礼折射得一览无余。我不理解,公社教育组为什么让他参加学习班,丢人现眼,还不一定能吃上羊肉包子。我离他远远的,装做不认识。
上午开会,文化馆领导讲话动员。他是个三十多岁的美男子,像某个样板戏里的某个演员。他讲话不紧不慢很有感染力,不时带出几句方言,管“小河”叫“小活”,管“袜子”叫“瓦子”,土洋结合风味独特。座位上一个年轻姑娘,多情地看着馆长。她自我介绍,来自县果品公司,多情的目光果香四溢。
领导说:“我对这次创作班抱有很大期待,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都拿出作品,最好是精品。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县曾经是大鼓之乡,剧团却没有一个大鼓词剧本,岂不咄咄怪事?希望大家在创作过程中,笔尖往大鼓词这边倾斜。我们如果创作出一个有修改价值的大鼓词,这次学习班就成功了一半。当然,我不是说别的题材不可以写。百花齐放……”领导的讲话,突然被暴风骤雨般的鼾声打断。最后一排座位上,徐百礼趴在桌子上鼾声如雷,还带着金属般的颤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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