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来，我年年报名参军年年参加体检年年合格，一直过不去政审这一鬼门关。长篇小说《迎春花》里，有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懒汉江任保，老婆每一年都用大筐把他挑到区里报名参加八路军，做一回“光荣人”吃一顿“光荣饭”，再用大筐把他挑回来。每年征兵的这一天，我也到公社武装部吃一顿“光荣饭”，做一回“光荣人”。江任保只做了三年“光荣人”，就死在汉奸刀下彻底“光荣”了。我做了八年“光荣人”没被“光荣”，八顿“光荣饭”不但没把我吃成一个兵，倒让我吃尽了苦头。那一年冬天，我刚被“光荣”回来，到西山砬子搂草。大西山的董太水也在搂草，我们俩是同班同学、同桌，还是知音和知己。
我忌讳别人和我提起当兵这件事，要把它彻底从记忆中铲除。董太水不但偏偏提起，说起我参军的往事如数家珍。我无言以对，成了《智取威虎山》里的猎户老常，伸出颤抖的大拇指和食指，悲苦地说：“八年了，别提它了！”
董太水的二哥董太河是现役军官，叔叔董云玉在部队是副连长，转业后在公社武装部当助理。他手指头有点毛病没当上兵，对征兵的这一套了如指掌。
他对我进行一番安抚稳定情绪，帮我分析为什么总当不上兵的原因。
他问：“你好好想一想，给没给大队干部送过什么东西？”我说：“有一年征兵，我给一位支委送过四盒红玫瑰牌香烟。”他大惊失色，说：“完了完了！你不应该送红玫瑰香烟。”我眼前一片朦胧看不清东西，问：“为什么？”
他四外望了望，确定没人，这才神秘地说：“烟盒的设计者是暗藏的国民党特务，把空烟盒展开折叠之后，就是国民党军队里的中尉肩章。”
我连草都不搂了，一起去他家，拿来空烟盒折叠。我只看了一眼，差点儿晕死过去。他又问我：“你还给大队干部送过什么东西？”我说：“有一年征兵，我还给一位支委送过两张画，就是墙上那两幅。”董太水回头看了一眼，说：“更完了！这两张画都被人做了手脚，你把两个字加在一起，是什么？”
我不用仔细辨认，就能看出字形。只要随意构想，想什么字就像什么字。他说：“你连续八年当不上兵，和偷书无关，原因都出在烟和画上。”
我又不是烟盒设计者，也没对画做过什么手脚。四盒烟早被一个支委抽成灰，画还不知道是不是仍贴在另一个支委家墙上。他们都没事，能有我什么事。
我刚要辩解，董太水脸红脖子粗捂住我的嘴：“别说！别往下说！”
我莫名其妙：“我说什么了？我什么都没说呀？”他又上来捂我的嘴，气急败坏地：“别说！别往下说！”我已经超龄，这辈子再也当不上兵了。
我确定的四个奋斗目标，如同四块石头一样沉入海底。大队为了让小西山也出个解放军，那年征兵，让大傻驴子填表。大队治保主蒋连德得了农民职业病，走路弯腰往前迈，就像低头一个劲割麦子。他本该到前街西头子，到了斜岔子“割错垅”，走到后街西北地。那天奶奶过生日，妈妈正在地上烙饼，香味儿把蒋连德招来。妈妈烙的葱油饼远近闻名，蒋连德将错就错，进屋上炕不走了。
他本想吃完葱油饼喝完酒，再到前街送表。他吃了人家的嘴短，喝了人家的舌头短，二两酒下肚，嘴上没了把门的，语无伦次对我说：“你已经超、龄了……当、不上兵了……”随即承诺，“今、今年一定、让、啊、你走……”
他吃了好几张饼没吃够，妈妈又去老姑家借面。
他愤愤不平地说：“太锋儿偷书又不是偷豆饼，算什么鸡事？这些年大队鼻涕嘴歪送走多少兵？没念过书送去学点文化，五马六混送去出息出息人，家里哥们多没地方住、给老大结婚腾地方。有的说不上媳妇，靠三块红幌个媳妇，有的缺心眼不识数，到部队学的精一点，结果怎么样？都两年后复员回来，什么样还什么样，更给大队添了麻烦！太锋儿当个兵这么难吗？否！否！否！”
他把那张表掏出来，“啪”地拍在炕上：“我本来是去大傻驴子家，让他填表，既然来你家，这张表不给大傻驴子了，你填了吧，现在就填。”
我沮丧地说：“我年龄已经超了，填也是白填。”
蒋连德用力吞下一口葱油饼，差点儿把喉结抻两截，信誓旦旦地说：“你人长回不去，岁数还改不回去吗？我回去和会计说一声，往回改一年。”
蒋连德酒足饭饱离开，我根本不相信是真的，弄不好醒酒就得变卦。再说，让大傻驴子去当兵是大队支委会集体研究决定，蒋连德个人说了不算。
父亲说：“现在就得把假事当成真事办了。”我说：“我当兵走了，家里怎么办？”父亲苦笑：“你还当真了。你真能当上兵，天塌下来也得走。”
我填完表，晚上送到支委家。支委虽然醒酒了，但是说话算话。第二天，他让会计给我改小一岁，参加体检。姐姐在“护校”毕业，分配在“旅大市第二传染病医院”当护士，就是王成满医生所在的“麻风病院”，位于隔海相望的王家崴子。我们在海这边，经常看见对岸几间瓦房旁边矗立的一根高高烟囱上面，不时冒出几股黑烟。我还以为，那是渔业队在烧水，加工“拉锅沿”虾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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