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干旱少雨，海岛骄阳似火。山上阵地周围，干落的松针在树下铺了厚厚一层。从吴家通往小盐场的小河，只剩下一丝涓涓细流。战士们去小盐场商店，不用踩着石头就能过河。海岛的夏天再热，阵阵海风总能带来丝丝凉意。别看渤海湾也是海，夏天却有点儿不太好过。此时坐在小西山家里街上树阴下，也热的上不来气。晚上没有一丝风，家家户户开着窗户，也热的睡不着觉。不少家庭都花二十元钱买了架鼓风机，除了代替风匣，再是晚上对着脑袋吹风纳凉。
不管春夏秋冬阴晴雨雪，我无时无刻不惦念家里。不管晚上施工、站岗，我都在眺望家乡方向。朦胧的夜空是全方位银幕，二十四小时循环上映电影《小西山西北地》。半夜三更，妈妈又犯病了，弟弟妹妹去大西山找来赤脚医生，给妈妈打针。我后悔离开家之前，没教会妹妹给妈妈打针。邻居家，郝文章点灯熬油，继续攻读政治经济学、写论文。爷爷佝偻着腰，从大坑里挑水浇芸豆，一担水倒进垅沟，只能浇透脸盆大小的沙窝。井干了，吃水成了难题。妹妹顺着石缝下到井底，用水瓢舀了半桶浑水。父亲站在井台上，用扁担费劲地把水拔上去，挑回家澄清后才能做饭。叠印：赤脚医生的身影来来回回出现在街上……
父亲每次来信，都“假大空”一样报喜不报忧：“特别你妈的病好啦，特别你爷爷奶奶身体健康，你弟弟妹妹都省心啦，你姐姐的婚事让我发愁……”
父亲信中说，太有大哥有个北京亲戚是着名老中医，治疗胃病专家，许多高级干部请他治病。有个老红军吃了他配的药，排下了长征路上积滞在胃里的一块皮带。他来到家里，给妈妈把脉，说她月子里生气吃了黄米饭，仍积在胃里。妈妈回忆在姐姐月子里，奶奶给她气受，又吃了黄米饭，坐下病根。他给妈妈配了六服药，妈妈服下头三服药，病情好转。又连服三服药，胃病痊愈。他分文不取，父亲过意不去，把家里的半大猪杀了。他不吃猪肉，只吃了一碗酸菜和一块苞米饼子。爷爷奶奶和人吵架，父亲和妈妈跟人说好话。老叔和老婶也不是省油的灯。每当老叔孤立无助，才把父亲和妈妈当依靠，每晚到这屋坐到三更半夜……
我最羡慕睡眠好的人，睡着了什么都不想。打坑道越累我越睡不着，想的事情越多。表面上我洒脱自信乐观向上，一旦睡着了，一个个噩梦天塌地陷。
我入伍前，父亲曾对我说：“为什么我们北方人很少出大人物，都是顾家，离不开老婆孩子热炕头和一亩三分地。”他经常鼓励我，要像南方人学习。
让我把家忘掉，比戒毒还难。大旱过去，大雨下个不停，更为我添愁。
小西山地势平坦，沙土地不抗旱也不抗涝，就像难伺候的老爷子。逢上涝年头，猪圈和厕所里的粪水淌到街上，汇集到大胡同子里，排入南关沿进入西海。
菜园里的水排不出去，小井被水淹成了陷阱。雨停水退，井台被镂空，只留下四分五裂的石缝。谁去挑水拔水用力一踩，“轰隆”一声井台塌陷，将井埋住。
后园地势高，家里地势洼，落差超过一米，雨水渗进家里。北大荒的黑土地一脚能踩出油，我家的地面一脚能踩出一汪水。每当下雨，爷爷在地中间挖个坑，顷刻间渗满了水。他将水舀进大盆，端出去泼到街上。等他端着空盆回来，坑里面又积满了水。他在屋里挖坑就像捅破了脓包，倒把四面八方的水招来了。
坑子里水满自溢，爷爷掏空门槛底，水顺外屋地猫洞子淌到院子里，再千条江河归大海进入南洪子。雨过天晴，南洪子的水都退了，屋子里仍细水长流。
最可怕的是房基经不住长久浸泡，不知什么时候房倒屋塌。记得小时候一连下了半个月大雨，天亮之前“轰隆”一声巨响。我在睡梦中惊醒，感觉屋子里猛地一亮。正墙向外坍塌，窗台以上都是空的，只剩下裸露的房架支撑着房盖。
“东南风的雨不孝儿”，风裹挟着雨水，“刷刷”地扫进屋内。在边外时一家人住南北炕，用幔子遮挡。搬回小西山之后，我家仍习惯挂幔子睡觉。父亲赶紧扯下幔子，蒙在窗前遮风挡雨。所幸“里倒猪圈外倒墙”，才没砸到人。
我仿佛看见，爷爷正在和邻居吵架，大打出手。我家园南头的一排大杨树，相继被大队锯倒。董云东和董云南哥俩，填平树坑夯地基，并排盖了两处房子。
两家的房后紧贴我家的南园边，园壕被哥俩儿用铁锨蚕食了一半。文件上规定的农村的住宅范围是“前三丈后八尺”，双方都不占理都强词夺理，经常隔着园壕对骂。哥俩儿来硬的不行，提了礼物来我家求情赔地，也想用土地换和平。
爷爷奶奶坚决不干，大队调解无果，两家人的积怨越来越深。每当爷爷奶奶惹事得罪人，父亲和妈妈都要两面求情。父亲甚至给爷爷奶奶下跪，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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