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沈阳地区已经有上古人类先民活动。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沈阳已有两千六百余年建城史。一六二五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迁都于此，更名盛京。一六三六年，皇太极在此建立满清国。一六四四年，清世祖福临率满清军队攻入关内定都北京，以盛京为陪都。沈阳又名“奉天”，有“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之称。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了黄姑屯事件，蓄意谋杀了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统治东北长达十四年，也由此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沈阳是东北的核心，建国后成为辽宁省省会，有共和国工业长子美誉，是沈阳军区司政后机关所在地。
我没有时间欣赏这座着名的大都市，倒了几遍车来到报社，刚下班。大院里涌出草绿色的自行车支流，汇入大街上彩色的自行车洪流之中。我向门岗出示介绍信，他打电话联系到我要找的编辑，礼貌地让我进去。到了编辑部，我向编辑敬礼说明来意，先送上银针鱼和“广鹿茅台”。编辑认真看完稿子，遗憾地说：“我已经编完一篇内容相同的稿子，明天见报。”他把稿子还给我，让我多写点海岛特色的稿子，多关注基层官兵。看我还不走，他说：“我看过你发表的稿子，文笔不错。海岛交通不便，等稿子寄到这里已经没有新闻价值，有好线索，用电话直接传给我。”临走前，编辑送给我几本《前进报通讯》和《解放军报通讯》。编辑没让我将礼物带回，等于收下，又让我心存侥幸。一想到他已经把稿子退给我，心又一下子凉到了底。我坐车原路返回，住进军区第二招待所。
我吃完晚饭去火车站，买好第二天最早去大连的火车票，在街上闲逛。
省城虽大卫生较差，风一刮尘土飞扬，女人们用纱巾裹头，像戴了涨假脸。
自行车潮水般涌动，不见首尾。人们把车座降低，骑在自行车上身体后仰，就像爬坡。公共汽车到站，乘务员半截身子探出车窗外，用红、绿旗一边“邦邦”敲，一边提醒乘客注意安全。车窗下被敲脱一层漆，凹下一块。我带一身尘土回到招待所，已是夜里十点钟。床头柜上，原封不动地放着银针鱼和“广鹿茅台”。
我沮丧地回到大连，哪儿都不去，把招待所当成了候船厅。我几次给仇科长打电话，接通后又放下话筒，不知道如何开口。一个星期之后，云开雾散。
我提着银针鱼和“广鹿茅台”，垂头丧气地坐船回岛，归来时倒是一帆风顺。我下了班车回到宿舍，伍干事不在。我磨蹭到下午刚要去办公室，外面一阵敲门声，吓了我一跳。仇科长进来，我低头认罪一样，不知道说什么怎么说。他一把抓住我的手猛摇，我以为他失态要揍我，用另一只手紧紧护住脑袋。他兴奋地说：“你确实不一般！稿子见报了！”我沮丧地：“编辑说过时了，我把银针鱼和广鹿茅台带回来了……”仇科长大声说：“傻小子！稿子上解放军报了！”
今天报纸一来，仇科长赶紧翻看积压了一个星期的《前进报》，一看没有广鹿的稿子，知道完了。我一直没来电话，他以为我私自回家了，更生气。他心不在焉地翻看《解放军报》，一看我的稿子竟发在一版头条。当他确认是我写的稿子，如同范进中举，拿着报纸站在走廊上，大呼“上了上了！”
人们被惊动，都从办公室里伸出脑袋。有人说看见董太锋回来了，仇科长急忙跑到宿舍找我。赵主任高兴地说：“这次上稿绝非偶然，是小董刻苦学习认真钻研问题、扎扎实实到基层采访，再加上深厚写作功底等各种因素产生的必然结果。”晚上，赵主任请政治部全体人员到他家，喝酒庆贺。一个月前因为那篇一句话新闻，我已经荣立一次三等功，这次就不立了，但是摘掉了“重点人”帽子。赵主任对组织科李科长交代，最近发展党员，一定要解决小董的入党问题。
我的命运一波三折大起大落，比海岛气候还诡谲多变，不知道这会儿是什么，过一会儿又是什么。要塞区文化处举办文学创作学习班，政治部让我参加。
自从偷书被批斗、扣押毕业证书之后，我和文学结成了患难之交，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生活中任何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稍纵即逝的场景和各种人物矛盾关系，大悲大喜和微情妙意，都能拨动我的心弦，引发无尽的联想，赋予与我有关或无关、跌宕起伏的情节、悲欢离合的故事、有声有色的叙述与描写。
特务连文书李振厚和我同年兵，家住西杨公社，他家和大、小西山隔海相望，和我是老乡。他去过大西山，进过望海楼，我们无话不谈。他在司令部“工程办”帮忙，我们同在后勤灶吃饭。他负责保管几座工程仓库，里面全是木料、水泥和劳保用品等。每天晚饭后，我们一起散步，聊天。不少人请他吃饭，送东西，介绍对象，都是另有所图。他和地方商店一个颇有姿色的女售货员好上了，好到极限不慎越轨，女人的丈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难买到的紧缺物品，他都能从女售货员那里买到。当然，那女人也得到了许多好处。我劝他赶紧了断，否则会招来无法摆脱的麻烦。他叹了口气说：“已经破裤子缠腿，顺其自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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