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点多钟，火车到达大连，我在要塞区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五点半钟，我乘长途公共汽车，回大李家砖厂。车上除了我和一个带孩子的父亲，再没有其他乘客。爸爸是正明寺人，带孩子到大连看病。我掏出一把糖给孩子，孩子很腼腆。还得回高三连，我如同逃犯投案，更是孩子投入到母亲的怀抱。
车窗外掠过的景物一派萧条，灰蒙蒙没有半点生气，没看见一个活物。那位爸爸和我谈起了农村，各地大同小异。十点钟，汽车到了终点站大李家公社，外面比车里还暖和。我每到一个地方，先到商店看书，也是另一种开卷有益。
我在山沟里，竟买到了大连新华书店买不到的《地理》《历史》等高考参考书籍，是给妹妹的。我用剩下的零钱，买了两盒古瓷牌香烟，恰好一分钱不剩。我身无分文，顺着熟悉的山间小路，一个人走向砖厂。我离开时万木葱茏，恨不能永不回来。现在我无家可归，万般无奈还得回来。春寒料峭举目无亲，但是我闻到了母亲温馨的气息，听见了弟兄们的欢声笑语，心里发热身上也暖和。
到了砖厂，我见到的官兵全是陌生面孔。高三连已经在春节之前回岛，把烧砖任务移交给石城守备区。连长告诉我：“广鹿高三连被撤销，你们连回岛之后就解散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我六神无主。石城战友们非常热情，把我领到炊事班吃完饭，联系去广鹿岛的登陆艇，开车把我送到曹家屯码头。
上了登陆艇，我没见到一个广鹿的官兵，仿佛整个守备区都被撤销了编制。
登陆艇离开码头，天也阴了下来，沸沸扬扬地下起了小雪。今年冬天寒冷，曹家屯码头被冻住，今天才开始启用。海面平静波澜不惊，上面覆盖着一层浮冰。
船体荡起的波涌，把浮冰荡成冰块和冰屑，就像船体表面上的橘皮效应。未解冻的坚冰上，横亘着一道道雪岗子，登陆艇骤然加速才能冲过去。
一个小时之后，登陆艇到达广鹿岛。我在一幅退了色的老画上，辨别曾经熟悉的线条和轮廓。既是油画和水墨画，也是漫画和抽象画。从景物到人的动作表情，滑稽而有诗意，庄重而不乏古板。我左一趟右一趟地下岛上岛，总是提着沉甸甸的提包。里面除了换洗衣服和牙具等，全被书籍塞满。一恍惚，我以为提包丢在登陆艇上，登陆艇已经离开码头。我突然想起来，提包扔在姐夫车上。
一无所有也罢，我释然了。我一低头，原来，提包一直拎在手里。
以前在码头或者柳条，我总能遇见高炮营和高三连的人。也像在永宁大集上，总能遇见盐场和小西山人。现在，我连一个高炮营的人都见不到。连队什么时候解散了呢？我到码头管理所打个电话就真相大白，随便问个当兵的都知道。
我自欺欺人，不想听到连队解散的消息。我想起在大连搞副业，已经看见了那封“父故速归”的电报，非要说，父亲以这种形式让我回家“参加高考”。我站在柳条街上的十字路口，不知道该回营部，还是回已不存在的高三连。
对面过来几个当兵的，我一扭头拐下公路，踏上那条熟悉的小路。我无路可走，硬着头皮往前走就是路。这条从柳条到“北小圈”的偏僻小路，我已经走了几年，如同从陈屯通往小西山的那条小道，都是五、六里路，闭上眼睛也走不错。恶梦中的情境，伴随我一步步地走近“北小圈”，也一点点地成为现实。
渔夫和老太婆，至少还有座草房和木盆。我一无所有，只有一身军装，仍证明我是个军人。我再遇到一个人，不管是军人还是老百姓，第一句话就问：“高三连解没解散？什么时候解散的？”我上沟下坎走了半天，没遇见一个人。
脚下磕磕绊绊，我根据烂熟于心的标志物，知道偏离了小道。我另辟蹊径，穿过松树林。前面一处茂密的松树丛中，影影绰绰有个穿灰白衣服的人影。
我离人影越来越近，越来越感到不对劲儿。走近了才知道，那是一座低矮的坟茔，坟前矗立着一块灰白色的花岗岩墓碑。旁边就是我走了几年的小路，一直没发现这里有座坟茔。墓碑上，刻着“王云杏同学之墓”七个字，立碑时间是一九六三年。石碑背面刻着碑文，记载王云杏同学于一九六三年夏天，在学校组织的柳条湾游泳活动中，为抢救被海浪卷走的同学，献出年仅十三岁的生命。
残雪下面青草发芽，是我在早春季节见到的第一抹绿色。新的一年春天，从王云杏的墓前开始。小草幻化成长眠于九泉之下的故人，表达对人世间的殷殷渴望之情。我肃然起敬，在提包里面掏出糖和香烟，恭恭敬敬地摆在墓碑前。
我走出松树林，顺苞米地边走向“北小圈”。天边雾气腾腾，像人的前途难以叵测。还是那段环岛公路，还是拐向高三连的丁字路口，还是那座营区。
在岔道口，一个人大声喊我，原来是高三连的复员战士周志伟。他已在海岛安家落户，媳妇是个贤惠的海岛姑娘，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我曾经去参观他的新房，亲手做的家具。他手持电烙铁，在立柜上烙出一幅幅精美的山水画。部队是座大熔炉，能把生铁炼成钢。家庭也是座小熔炉，能把普通人炼成能工巧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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