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的简洁，主任回答更简洁。我问：“东北只有大连一座生产机车的工厂，有什么得天独厚的条件？”主任答：“辽东半岛黄海之滨，水旱码头交通便利，冬天不冷夏天不热。”我问：“旧社会工人生活状况如何？”主任答：“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我提示：“听说工人吃橡子面穿破衣服……”主任抢答：“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我又问：“中山公园只让日本人进入，不让中国人……”主任速答：“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没等我再问，主任撇下我小跑出去。
联络部向干部部门打了“因为工作需要，请示提拔战士董太锋”的报告。干部部门将报告打回来：一是总政早已下了通知，不得直接从战士中间提拔干部；二是对台宣传不是主要工作，许多新闻报道骨干都没得到破格提拔。三是该同志兵龄长年龄大，不符合破格提拔条件；四是很少有先提干后入党的先例。
何处长给我拿来一套干部服、一双皮鞋，给我一个公文包，还有袖珍录音机和单反照相机，重新开具介绍信。我转眼间“提干”，脱胎换骨，自卑感和委琐烟消云散。出门时我偷窥了一眼整容镜，英俊潇洒的我一闪即逝，根本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怪不得复员老兵都改服装，临走前也得过把四个兜干部瘾。
下午我再去机车车辆厂采访，同一个天同一个地同一个太阳照同一个党领导同一个我同一个主任，情况天差地别。主任矢口否认我上午来过，说只来了个罗锅巴叽尖嘴猴腮的小兵，窝窝囊囊磕磕巴巴邋邋遢遢还挂着两行黄鼻涕。
我不和他争辩将错就错，他特地叫来年轻漂亮的女团委书记全程陪同，去几个车间参观之后回到大会议室，再召集工程师车间主任工人代表和我座谈。
采访圆满结束，我刚要告辞，主任问：“你看女团委书记怎么样？”我以为他要对团委书记进行考评，说：“她待人热情落落大方，工作认真负责。”
主任笑着一拍手：“又成了一对！我是促成八十多对鸳鸯的‘红娘’，其中促成你们十一对军婚，再把你俩促成就成了一打。你们到一块儿谈谈吧。”
我只知道“红娘”是媒人和介绍人的意思，还不知道为什么叫“红娘”。主任说：“我了解了，团委书记对你的印象非常好。”我这才知道，他要给我介绍对象。我说：“我已经有了未婚妻，十一结婚，谢谢主席。”脱身离开。
本溪京剧团在军人俱乐部演出京剧《红娘》，由梅兰芳的弟子毕谷云主演。
我这才知道“红娘”的来历，。记得小时候，郝文章家有一本元代剧作家王实甫的《西厢记》。我看不懂，但是记住了其中四句诗：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京剧《红娘》，取自《西厢记》中的故事。
勇敢、沉着和机智的丫鬟红娘，在张生和崔莺莺之间穿针引线。因此，“红娘”成了“媒人”的别称，麻太家二大娘、马希阔老师都当过我的“红娘”。
和我终生相守的那个姑娘，早已经在现实中存在了，只是不知道身在何处，和我近在咫尺摩肩擦踵，还是千里之外天各一方。她和我一样，也在苦苦寻觅和等待，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以什么形式和我见面，谁做我们的红娘。
我写完六千多字的通讯《机车隆隆遍九州》，马不停蹄，又采访了大连起重机厂、大连海运学院等。刚建成的长兴岛斜拉桥，是我国第二座斜拉桥，各种资料保密。交通局长非常热情，对我的工作给予大力支持，让我浏览了所有机密图片资料，并进行实地考察。我只用两天时间，写出五千多字的录音通讯。
我就像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我到与小西山一河之隔的吕家大队，采访一位归来的台胞，过河就能回家。为了不耽误发稿，我像用力拧弯一段粗钢丝，转身去永宁，坐车回大连。我的稿件不断播出，收到许多台胞和海外侨胞的来信。他们都称我“董先生”，让我无不为祖国的强大和欣欣向荣所鼓舞、感动。
何处长为我入党提干做了最大努力，甚至，福建前线广播电台也想调我，都因为年龄大没入党，政治上不合格而遗憾地放弃了。总而言之，当军官真好。
我不管到哪里采访，都有人给我介绍对象，都被我“十一结婚”挡回去。走在大街上，也有人和我换军用粮票，甚至索要军用布票。在这之前我就像色盲，眼里都是黑白影像。自从穿了何处长的干部服和皮鞋，眼前变成了彩色世界。
改革开放后的大连，像刷了新油漆未干的门窗和家具，一不小心就会沾上颜色。对于我来说，这一切都是水中月、镜中花、空中云。我马上到了而立之年，说不考虑个人问题，让洞里的公耗子听见都能笑出声来。目前，我还没有资格考虑个人问题。我的人生目标还没达到，仍在与命运进行苦苦抗争，绝不能半途而废。我就像一个老处女，年龄越大对自己越不利，越不肯降低条件。我仍幻想，只要初衷不改坚持往前走，或许在某一时刻，我将一脚踏开成功之门提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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