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招待所守着电话，半个小时给那领导打一次电话。第三天，那领导主动来电话，让我们上午十点到他办公室。我俩一进办公室，那领导无奈地大声说：“两个活爹饶了我吧！我算让你们折腾稀稀了！你们赶紧审讯，我交代。”
采访顺利结束，那领导被我们执着的精神所折服，由衷地说：“我从心里佩
服解放军这种敬业精神，干工作有你们这种精神头，哪有干不好的道理？”他对解放军的印象彻底改变，留我俩吃午饭，喝酒。临走之前，他送给我们每人一个精美的万吨巨轮模型。我俩连夜撰稿，杨干事修改一页我抄写一页，送给何处长，顺利通过。我由衷地对杨干事说：“你这种精神，对我是个很大的鞭策。”
他仍笑呵呵地说：“我们海洋岛下来趟不容易，光坐船就得十几个小时，两头不见太阳。没去过旅顺不算到大连，没到过海洋岛就不算到海岛。”
我们正准备去大连机车车辆厂采访，海洋守备区来电话，让杨干事马上回岛。杨干事回岛之后，何处长没再给我指派任务。我有文学功底，写这种稿子轻车熟路。我随身带着小本子，随时随地记录素材，写东西顺手拈来。我手里掌握的大量素材，写过的稿子，都可以用来改写对台宣传稿件。我是个战士，没有这样那样的压力和负担。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写稿，除了吃午饭，一直写到晚上。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办不到的事，新中国全能办到。农村的“五保”制度，在旧中国绝对没有。我围绕“军民共建”，写了故事《敬老院里儿孙多》。四川省小水电闻名全世界，许多国家来人参观访问，无不感到惊讶。高三连的四川籍战士郑介旋，家乡就是“小水电”的故乡。他当兵那年，家乡建了一座小水电站，浇地、碾米、照明都用上电，告别了世世代代的黑暗。我打电话采访他，写了一篇特写《山寨电灯照月明》。“三中”全会以来，农民生活显着提高。有的地区接近台湾生活水平，甚至还有所超越。我写了《天罗地网锁沙龙》，介绍家乡植树造林，防风固沙发生的变化。那天晚饭之前，我把厚厚的一叠稿子交给何处长。我惴惴不安，如果稿子通不过，也和冯台东一样不辞而别。我收拾好东西，默默地等在房间里。
何处长来了，我起身敬礼，拿过提包：“处长，我回去了。”他不解地问：“你上哪儿？”我说：“回岛。”他笑了，拿过我的提包放在桌子上，让我坐下。
他说：“你写的稿子全被通过，已经发往福建前线广播电台。”
学习班结束，所有人员归队。午饭后我刚要离开，何处长让我等一下。他说：“我了解你的情况，已经和要塞区打了招呼，继续留下来写稿，时间两个月，仍住在这里。这几天，连队就把你的伙食关系寄来，转到招待所后勤灶。”
何处长让我保持自己的写作风格，先去机车车辆厂采访。
为了免除我的后顾之忧，何处长承诺，先解决我的入党提干问题，再把我调过来。这样的机会我已经失去了很多，况且年龄越来越大。我常年在外面帮忙，也不好意思占用连队名额。至于提干，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我已不再激动。
我向何处长表示：“感谢处长信任，我一定严格遵守《条令》《条例》，和在连队一样严格要求自己，出公差、帮厨、做细小工作，圆满完成任务。”
这里的条件，和白山路招待所有着天壤之别。我被安排在僻静的楼上房间，一个战士享受团级首长待遇。即使复员回小西山，我这个兵当的也值了。
那天中午，我和两位首长坐在一张桌上吃饭。一位首长问起另一位首长的小说稿，他说解放军出版社准备出版。原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作家高玉宝。
他见我是陌生面孔，问：“小同志你什么时候调来的？”我放下筷子起身敬礼，自我介绍。他和蔼可亲，鼓励我多看书多动脑思考，勤动笔，多体验生活积累素材，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我很受鼓舞，重新燃起了创作热情。
我已经见到了高玉宝本人，发表小说应该顺理成章了。我想起在北海头彻夜打茬子遇狼、写《天亮鸡叫》，不由得百感交集。我虽然没有高玉宝那种战斗经历为建立新中国立下战功，我也是一个兵。我要是不当兵，一辈子也见不到高玉宝。吃完饭回到房间，我给父亲写信：我见到了高玉宝，和他握手说了话。
第二天上班，我来到何处长办公室，他给我开具采访介绍信。我的战士身份，给工作带来很大不便。我来到机车车辆厂，好不容易进了大门。工会主任见我是个战士，对我不屑一顾。他看完介绍信，审查我当了几年兵，为什么没入党提干。他给部队打电话核实之后，仍对我不冷不热。他把我带到大会议室，居高临下地说：“我还得接待外国人，只给你五分钟时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更圆，只要和外国有关的人和事，都神圣无比。我掏出小本子，抓紧时间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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