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一章：书海寻径
珠江夜话，如同一把无形的钥匙，为邓枫开启了一扇他此前从未刻意叩响的大门。周恩来那番关于“工业脊梁”与“救国之术”的论述，并未给他现成的答案，却在他心中种下了一颗必须自我求索的种子。那颗曾经主要被军事图纸、武器参数和战术推演所充塞的头脑，此刻被一个更为宏大、也更为根本的问题占据：究竟哪一种主义，哪一条道路，才能真正奠定那坚实的根基，支撑起一个独立富强的现代中国？
带着这个问题，他走进了黄埔军校的图书馆。这里不再仅仅是他查阅军事操典、战史战例的地方，而是变成了一座思想的迷宫，一片浩瀚的星海。他像一个突然意识到自己此前只窥见一隅的探险者，开始以一种近乎贪婪的姿态，重新审视这片熟悉的领域。
他刻意避开了那些他常坐的、摆放着《步兵操典》、《筑城学》的书架，转而走向了那些蒙着一层薄灰、通常少人问津的区域。政治、经济、哲学、社会……这些曾经被视为“空谈”的类别，如今在他眼中，却蕴含着可能比任何具体战术都更强大的力量。
他的借阅清单变得前所未有的庞杂而“危险”。他首先系统性地重读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原着，试图从这位革命先行者的构想中，寻找关于国家建设蓝图的更多细节。紧接着，他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置于案头——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因其“激进”而在军校内部带着某种隐秘的色彩。他几乎是屏着呼吸，一字一句地研读，那“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的开篇，便带着一种迥异于他过往所接触任何文本的冲击力。
他还找来了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试图从中找到更系统、更通俗的理论阐释。同时，他并未将自己局限于一家之言，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甚至一些介绍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译本，都被他一并借来，堆放在阅览室那张属于他的固定书桌的一角。
于是，在无数个夜晚，当操课的喧嚣散去，宿舍的灯火渐熄，图书馆那盏昏黄的吊灯下，常常只剩下邓枫一人伏案苦读的身影。窗外是岭南闷热潮湿的夜，窗内是他与跨越时空、国界的伟大思想进行着无声而激烈对话的战场。
他读着《共产党宣言》，其中对资本主义“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的犀利剖析，让他联想到上海滩洋行买办的骄横与内地农村佃农的悲苦；那“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与周恩来所指出的依靠工农力量进行彻底革命的观点隐隐契合。
然而，当他转而翻开《国富论》，看到那只“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以及对分工、市场、自由贸易带来繁荣的经典论述时，他又不免产生疑惑：难道欧美列强的强盛，不正是证明了这条道路的有效性吗？为何马克思主义却断言其内部蕴含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危机？
思想的激荡在他脑海中剧烈地进行着。他时而因某种理论的精妙而拍案叫绝，时而因不同学说之间的尖锐对立而眉头紧锁，时而又因某个观点恰好印证了他亲眼所见的现实而豁然开朗，时而又因理论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而陷入更深的困惑。
他不再轻易接受或否定任何一种学说，而是尝试着将它们并置、比较、鉴别。他像一个严谨的工程师在审视不同的设计方案，只不过这次，他要评估的不是一座桥梁或一件武器的优劣，而是关乎整个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救国方案”。
这种广泛的涉猎与深入的思考，悄然改变着他的气质。他眼神中那份纯粹军事天才的锐利，渐渐沉淀为一种更为深沉的思辨光芒。在同窗们高谈阔论具体战术、最新装备时，他有时会沉默不语，脑海中回响的却是不同主义对社会结构、权力分配和发展路径的根本性分歧。
胡宗南偶尔会好奇地瞥一眼他桌上那摞“不合时宜”的书籍，半开玩笑地问：“邓孤星，你这是要弃武从文，改当理论家了？”邓枫只是摇摇头，报以一丝含义复杂的浅笑，并不多做解释。
他知道，自己正行走在一条孤独而至关重要的思想探索之路上。这条路的尽头，或许就是他苦苦追寻的那束能够照亮中国前路的“启明”之光。而此刻，他必须在这片主义的书海中，独自摸索，艰难寻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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