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章：主义之辩
书斋中的静默思索，终究无法完全解答现实提出的尖锐问题。当那些来自不同典籍、彼此冲突的思想在邓枫脑中纠缠不休时，他意识到，闭门造车只会陷入更深的迷障。他需要交流，需要碰撞，需要那些已然在这条道路上探索更久的同行者，为他拨开迷雾。
他的目光，自然而然地投向了身边那些早已引起他注意的共产党员同学。陈赓的机敏果敢、杨松的沉静渊博，还有其他几位平日里作风扎实、关注底层、言谈间总带着一种不同于寻常军校生的视野与情怀的同学，都成了他意图接近的对象。
起初的试探是谨慎的。一次战术课后的休息间隙，邓枫拿着那本已然翻阅多遍、页边写满批注的《共产党宣言》，仿佛不经意地走到正在擦拭步枪的陈赓身边。
“陈赓兄，”他指着书中关于“消灭私有制”的段落，语气带着真诚的困惑，“此论是否过于激烈？若一切归公，个人进取之心岂非受挫？如欧美之发展，依我看，正在于保护私产，激励竞争。”
陈赓抬起头，擦了把额角的汗，没有立刻引经据典，反而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好你个邓孤星，不琢磨你的奇袭战术，倒研究起这个来了。”他放下枪，接过那本书随意翻了翻，眼神却认真起来。
“你说个人进取心？咱们中国，最多的可不是想着当老板的‘个人’，而是活不下去的‘众人’。”他随手一指窗外，仿佛能穿透围墙，看到远方的田野和工厂，“多少农民辛苦一年，收成大半交了租子，连顿饱饭都吃不上？多少工人在机器旁流血流汗，却养不活一家老小？他们的‘进取心’在哪里？早就被这吃人的世道磨没了！”
他语气变得激昂：“马克思说的‘消灭私有制’，不是要抢普通人家里的一针一线，是要革掉那种能让少数人占有土地、工厂，靠剥削大多数人发财的‘命’！不打破这个枷锁，你说的个人进取，永远是极少数人的特权，而绝大多数人，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还谈什么进取？”
邓枫怔住了。陈赓没有纠缠于抽象的理论，而是将问题拉回到了他最熟悉的“人”和最基本的“生存”上。这粗暴直接却无比真实的视角，像一把重锤，敲打在他那些基于书本和有限见闻推导出的疑问上。
另一次，是在图书馆后面的小树林里，邓枫遇到了正在安静阅读的杨松。他鼓起勇气，上前请教关于《国富论》中自由贸易理论与当下中国现实的矛盾。
杨松推了推眼镜，没有直接评判《国富论》的对错，而是平静地反问：“邓枫同学，你认为，在当下，中国与列强之间，存在真正的‘自由’贸易吗？”
不等邓枫回答，他继续说道：“我们的关税不能自主，洋货如潮水般涌入，脆弱的民族手工业纷纷破产。这就像让一个孩童与一个壮汉进行‘自由’搏斗，结果不言而喻。《国富论》描绘的是理想状态下的经济规律，但现实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凭借武力和不平等条约建立起来的、极端不公正的殖民体系。在此体系中空谈自由贸易，无异于自缚双手，任人宰割。”
他进一步引导邓枫思考：“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强调阶级斗争和革命，正是因为它深刻揭示了，在现行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结构下，不首先打破这种结构性的压迫，任何基于‘公平’‘自由’假设的经济理论，都难以在中国落地生根，甚至会沦为压迫者粉饰太平的工具。”
这些交流，并非总是严肃沉重的理论交锋。有时，在晚饭后散步时，陈赓会绘声绘色地讲述他们利用假期深入广州人力车夫聚居区或缫丝工厂的见闻，描述工人们如何从最初的麻木、忍受到逐渐团结起来，为争取基本权益而斗争的过程。那些具体的人、具体的事，比任何理论都更具说服力，让邓枫真切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并非书斋里的空想，而是与脚下这片土地、与亿万受苦同胞的命运紧密相连的。
邓枫不再是单方面地提问，他开始尝试用刚刚理解的观点去分析问题，有时会与陈赓、杨松等人就某个具体观点展开激烈的辩论。思想的火花在碰撞中迸射，理论的轮廓在交流中逐渐清晰。他发现，这些共产党员同学，并非盲目信仰的狂热之徒，他们有着清晰的逻辑、务实的态度，以及一种扎根于中国现实的、强大的理论解释力。
他心中的天平，在这一次次坦诚而深入的“主义之辩”中，开始发生微妙的、却不可逆转的倾斜。那束在书海中隐约窥见的“启明”之光，在与这些同行者的交流中，似乎变得愈发清晰和温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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