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晚风卷着梧桐叶，在街心公园的地砖上打着旋，发出细碎的“沙沙”声。我裹紧了外套，看着不远处那个蹲在长椅旁的身影，军大衣的毛领被风吹得有些凌乱，像头蜷缩着的老兽。
这是我第三次在这儿遇见陈建国。第一次是半个月前，他蹲在垃圾桶边，手里捏着个空酒瓶，眼神空得像口枯井，喉结动了动，像是在吞咽什么苦涩的东西。第二次是上周，他还是那身军大衣，靠在公园的老槐树下，望着对面居民楼的某扇窗，望了整整一下午，直到暮色把他的影子和树影融在一起。
今天他倒是坐在了长椅上，面前摆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里面装着两个干硬的馒头，还有半瓶二锅头。见我走过来，他抬了抬眼皮，浑浊的眼珠里没什么波澜，又低下头，用粗糙的手指抠着馒头的表皮。
“介意我坐这儿吗？”我指了指他旁边的位置。
他没说话，只是往旁边挪了挪，军大衣摩擦着长椅，发出“窸窣”的声响。我坐下时，闻到他身上混着尘土、汗味和淡淡酒气的味道，不算好闻，却带着种不加掩饰的真实。
“黄皮子那边，有动静了。”我开口道，目光投向他一直望着的那栋楼——黄皮子，也就是黄志强，住在三楼，窗帘常年拉得严严实实，像个见不得光的耗子。
陈建国捏着馒头的手顿了顿，抬起头，眼角的疤在路灯下显得格外清晰。“啥动静？”他的声音嘶哑，像是被砂纸磨过。
“税务稽查的人去了，听说翻出不少东西。”我看着他的眼睛，试图从中找到点什么，“估摸着，蹲局子是跑不了了。”
他沉默了片刻，低下头，把馒头掰成小块，往嘴里塞。干硬的面渣呛得他咳嗽起来，脸涨得通红。他抓起酒瓶，猛灌了一大口，辛辣的酒液顺着嘴角往下淌，浸湿了军大衣的领口。
“该。”他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声音里带着点不易察觉的颤抖。
我从包里掏出个东西，递到他面前——那是个黄铜打火机，是前几天在旧货市场淘的，表面被岁月磨得发亮，我找人在上面刻了两个字：平安。
他愣住了，盯着打火机看了半天，像是没反应过来。过了好一会儿，才迟疑地伸出手，接了过去。
他接过去，翻来覆去地看，手指在“平安”两个字上摩挲着，粗糙的指腹蹭过凹凸的刻痕，像是在确认这两个字的分量。那双手布满老茧和裂口，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泥，指关节因为常年劳作而有些变形。路灯的光落在他脸上，能看见眼角的皱纹里泛着水光，那抹红慢慢漫上来，把浑浊的眼珠泡得发亮。过了好一会儿，他把打火机揣进怀里，紧贴着心口的位置，像是揣着什么稀世珍宝，军大衣的布料被顶出一个小小的弧度。
“这辈子，没人给过我这东西。”他声音发哑，带着点酒气的温热，呼在微凉的空气里，“小时候爹给过我一个火石，黑黢黢的一块，能打出火星子。那时候家里穷，晚上点不起油灯，就靠那火石引柴火。后来上后山砍柴，弄丢了，哭了整整一宿。爹没打我，就蹲在门槛上抽旱烟，说丢了就丢了，日子总得过。再后来……爹没了，就没人给过我啥值钱玩意儿了。”
我没接话，看着他仰头又灌了口酒。二锅头的辛辣气味在晚风里散开，混着月光的清冽，竟生出点说不清的苍凉。他喝酒的动作很慢，不像以前那样猛灌，像是在咂摸什么滋味，喉结滚动时，军大衣的领口跟着动了动，露出里面洗得发黄的秋衣，领口处磨出了一圈毛边。
“其实我早知道黄皮子会有这么一天。”他突然开口，目光又投向月亮，圆圆的月亮挂在树梢，像块被擦亮的银盘，清辉洒在他脸上，把那些沟壑纵横的皱纹照得愈发清晰，“王老板当年被他坑了之后，在庙里烧了三个月的香，膝盖都跪肿了。我去看他，他拉着我的手说，建国啊，我不求别的，就求黄皮子别死得太痛快，得尝尝我受过的苦。现在看来，菩萨是听见了。”
“你认识王老板？”我问。王老板的故事我听过一些，当年他的“王记卤味”在这条街火了三十年，卤料方子是祖传的，据说光药材就有二十多味。后来黄志强假意跟他合伙开分店，卷走了所有积蓄，还把那口传了三代的砂锅砸了，王老板气得住了院，没多久就走了。
“认识，咋不认识。”他笑了笑，眼角的疤跟着动了动，像是牵动了什么旧伤，“我爹以前跟他是街坊，住对门。王老板的口水麻鸭，我小时候蹭过不少。那时候他铺子门口总排着队，队尾能绕到街角，卤料的香味能飘三条街，连巷子里的狗都总蹲在门口不肯走。”
他顿了顿，眼神飘向远处，像是落进了回忆里。“黄皮子就是看中他那方子，先是天天往铺子里钻，给王老板递烟倒茶，一口一个‘王叔’叫得亲。王老板心软，觉得他年轻不容易，就跟他多说了几句。后来黄皮子说要出钱开分店，让王记卤味走出这条街，王老板被说动了，把养老钱都拿了出来。结果呢？分店刚有起色，黄皮子卷了钱跑路，连祖传的砂锅都给砸了。那砂锅是王老板的命根子，他爹临终前攥着他的手说，这锅比儿子还金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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