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歧，并没有因为数据而消失。
但数据，让争论第一次有了落脚点。
那组对照结果被整理成内部简报，没有被公开发布，却在多个决策层之间反复传阅。它没有结论，只呈现变化——
被拒绝的，并非全部消失；
被放行的，也并非全部成功。
世界卷在这份简报生成后，补充了一条冷静的标注：
【未来分配：并非等同成功率】
沈砚看着这条标注，心中反而更加清醒。
这正是问题的核心。
分配未来，从来不是保证成功。
它只是在判断——谁有能力承担失败之后的世界。
一次新的协调会，被临时插入议程。
会议主题不再讨论“是否公平”，而是转向一个更具体的问题：
“承担能力，如何被证明？”
讨论一开始，便显得异常克制。
因为所有人都意识到，一旦给出明确标准，分配权就将真正落地。
有人提出资源规模。
有人强调历史成功率。
也有人主张风险共担机制。
沈砚一直听着，直到一位长期负责终止评估的成员，缓缓开口。
“我们一直在看他们怎么开始。”他说，“但真正重要的，是他们过去如何结束。”
会议室短暂安静。
这句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个被忽略的维度。
世界卷立刻生成了一条新的分析路径：
【历史终止行为：纳入评估】
沈砚意识到，这是一次方向性的转折。
开始，可以被包装；
愿景，可以被放大；
但结束的方式，几乎无法伪造。
一个曾多次主动终止无效项目、并完整回收成果的团队，与一个不断延后、拒绝关闭路径的团队——
即便资源相同，它们对未来的威胁程度，也截然不同。
“承担能力，不在于你能走多远。”沈砚终于开口，“而在于你能否在错误的地方，停得下来。”
这句话，没有被记录进会议纪要。
却在世界卷中，被标记为一条高权重判断。
【承担能力 = 可控失败能力】
讨论随之发生了变化。
标准不再指向规模与野心，而是指向三个冷静的问题——
当失败显现时，你是否及时承认？
当路径无效时，你是否愿意终止？
当资源被释放时，你是否能让它被他人使用？
这些问题，没有一个与雄心有关。
却直接决定，未来是否会被浪费。
会议结束时，没有形成制度文本。
但世界卷中，已经悄然生成了一条新的临界标识：
【未来入口：开始绑定历史行为】
沈砚走出会议室，感到一种近乎冰冷的确定感。
第八卷已经走到一个无法回头的位置——
未来，不再由承诺换取，
而是由过往如何承担后果来决定。
而接下来，世界将不得不面对一个更加尖锐的现实——
有些人，将永远失去进入未来的资格。
内部协调后的几周，未来分配机制开始在各个项目中悄然施行。
不是通过公告，也不是通过制度硬性规定。
而是通过一系列微妙的行为和反馈，逐步塑造了新的秩序。
世界卷记录显示：
【承担能力检验：已生效】
【启动审批：历史终止行为纳入】
【拒绝与放行：形成早期趋势】
沈砚每天观察这些变化，像看潮水般仔细。
有的项目在被拒绝后，主动调整路径，优化流程，甚至提前终止某些低效环节。
有的项目被放行，但因为未能体现历史承担能力，在后续操作中频繁出现阻塞与返工。
世界卷标注：
【承载未来的项目：开始区分】
最显着的变化，是团队内部的心态。
过去，他们以为开始就是权利；
现在，他们必须证明自己具备承担未来可能失败的能力。
有人第一次在内部讨论中提出尖锐问题：
“如果失败被记录，是否会让我们畏首畏尾？”
沈砚看着记录，淡淡回应：
“被记录的不是恐惧，而是责任。”
他清楚，只有责任被感知，开始才不再廉价。
如果任何人都能随意启动，而不承担终止和失败的代价，未来就会被消耗殆尽。
在这一阶段，世界卷自动生成了一条核心概念：
【承担证明：决定未来可进入性】
接着，沈砚调取了近期几乎被全部拒绝或暂缓的启动申请。
他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
主动终止后的团队，在重新申请时成功率显着提升；
长期拖延且不终止的团队，即便条件改进，也难以获得批准；
能够明确资源回收和利用方案的团队，更容易被允许启动。
这意味着什么，沈砚不需要多说。
过去，启动成功更多依赖规模、关系或雄心；
现在，历史承担能力和终止行为，才是衡量标准。
他在世界卷末页写下未编号的私人注解：
【未来的门槛，从雄心转向责任】
夜深时，城市依旧静谧。
沈砚抬头望向远处灯火，轻声自语：
“那些无法承担过去的人，将失去进入未来的资格。
而未来，只会属于真正理解责任的人。”
第八卷在这一章，完成了一个深刻而危险的转向——
世界不再单纯鼓励开始，也不只是允许结束。
它开始主动选择，谁有资格消耗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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