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明，爹知道了，爹都知道了。”陈叔的声音哽咽着，泪水砸在阿明的学生装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爹一定把证据交出去，一定让那些人付出代价，你放心，啊？”
阿明的嘴角似乎又向上扬了扬，眼睛缓缓闭上，再也没有睁开。陈叔抱着他，在冰冷的铁笼前坐了很久，直到仓库外传来巡捕的脚步声——是换岗的巡捕，嘴里哼着跑调的洋曲子，脚步声越来越近。陈叔猛地站起身，把阿明轻轻放回铁笼里，盖好麻袋片，又仔细理了理阿明额前的头发，像是怕儿子着凉。然后他捡起地上的螺丝刀，攥在手里，猫着腰，贴着仓库的墙壁，一步步向后门挪去。
后门的门轴生了锈，陈叔推开门时，尽量放轻动作，可还是发出了“吱呀”一声。他屏住呼吸，听着外面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才闪身出去，顺着后院的墙根，一路跑到围墙边。这次他爬得很快，膝盖上的伤口被砖缝蹭破，血渗出来，混着雨水，在围墙上留下一道暗红色的痕迹。他翻过围墙，落在外面的杂草丛里，顾不上拍掉身上的草屑，拔腿就往钟表铺的方向跑。
雨还在下，路上的积水更深了，陈叔的布鞋里灌满了水，每跑一步都“咕叽”响，可他不敢停。他知道，巡捕房的人随时可能发现仓库里的动静，他必须尽快回到铺子里，从怀表的齿轮里找出证据——那是阿明用命换来的东西，是无数个像阿明一样的学生，没能说出口的冤屈。
回到钟表铺时，天已经蒙蒙亮了。铺子里的钟表还停在三点十五分，煤油灯的火苗早就灭了，只剩下一点余温。陈叔冲进铺子，反手锁上门，把油纸伞扔在门口，快步走到柜台前，从怀里掏出怀表。怀表的表壳上沾了雨水和泥土，他用绒布小心翼翼地擦干净，然后拿出修表用的小镊子、放大镜，还有一盏新的煤油灯，点燃后，放在柜台的角落里，昏黄的灯光刚好照在怀表上。
他深吸一口气，用镊子轻轻撬开怀表的后盖。里面的齿轮和往常一样，排列得整整齐齐，只是在最里面的一个小齿轮缝隙里，似乎夹着什么东西——是几张卷得极细的纸，比头发丝粗不了多少，颜色是浅褐色的，像是用米浆粘在齿轮上的。陈叔的心脏“咚咚”跳着，他拿着放大镜，凑近怀表，用镊子的尖端，一点点把那些纸卷挑出来。
纸卷一共有三张，陈叔把它们放在桌面上，小心翼翼地展开。第一张是照片，照片很小，只有指甲盖那么大，边缘有些磨损，可还是能看清上面的内容：几个穿着黑色制服的巡捕，围着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手里拿着鞭子，年轻人跪在地上，身上的学生装已经被血染红了，背景是仓库里的铁笼——那正是陈叔在仓库里看到的铁笼。第二张是一张纸，上面用铅笔写着密密麻麻的字，字迹很潦草，像是在匆忙中写的，上面记着几个名字，还有日期，日期大多是民国十九年的秋天，正是阿明失踪的那段时间，每个名字后面，都画着一个叉，旁边写着“已处决”“关仓库”“未招供”——那是巡捕房的审讯记录，是他们杀害学生的证据。第三张纸上，写着一个地址，还有一个名字：“《申报》，李记者，霞飞路45号”——阿明早就想好了，要把证据交给谁。
陈叔看着这三张纸，手指不停地颤抖。他仿佛看到了阿明在仓库里，趁着巡捕不注意，偷偷把这些纸卷进怀表的齿轮里，他的手一定很抖，因为害怕被发现，因为知道自己可能再也没有机会把这些东西送出去。陈叔把纸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一个油纸袋里，然后把油纸袋藏在柜台底下的樟木箱里，压在阿明的学生装下面，那里是最安全的地方，巡捕房的人来搜查过很多次，都没注意到樟木箱的夹层，那是陈叔年轻时，特意让木匠做的，用来放贵重的钟表零件。
藏好证据后，陈叔才感觉到累。他坐在椅子上，靠在柜台上，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阿明的影子，阿明小时候趴在柜台边看他修表的样子，阿明穿着学生装，笑着说要给她买最好的怀表的样子，阿明在仓库里，奄奄一息，却还想着把证据藏好的样子。眼泪又忍不住流了下来，这次不是悲伤，是愤怒，是心疼，是一种必须要完成儿子遗愿的决心。
他休息了一会儿，站起身，走到门口，推开一条缝，看了看外面的街道。雨已经停了，霞飞路上有了行人，黄包车夫拉着车，开始了一天的生意，洋行的伙计打开了门，把招牌挂了出来，一切都和往常一样，平静得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可陈叔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他的手里，握着能揭开真相的钥匙，他的心里，装着无数个学生的冤屈。
他锁好门，把油纸伞夹在胳膊下，手里攥着那个油纸袋，向霞飞路45号走去。《申报》的报社就在霞飞路的中段，离钟表铺不算远，可陈叔走得很慢。他怕遇到巡捕房的人，怕他们发现自己手里的东西，更怕自己走得太快，会错过什么——他想再看看这条阿明曾经走过的路，想再感受一下阿明曾经感受到的，这座城市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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