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的雨把青川镇泡得发馊。
不是那种江南梅雨季的润，是黏糊糊的、裹着腐叶味的湿，从瓦檐缝里渗进墙根，把青砖泡得发乌，连镇口那棵三百年的老槐树，都往下掉发黑的叶子。镇东头的王屠户早上宰猪时，刀刃刚碰到猪脖子，血没喷出来，先流了一滩黑褐色的水，像掺了泥的墨。他往地上啐了口带血的唾沫，骂了句“邪性”，抬头往镇外的荒坡望，那片坡上的草，居然在雨里泛着黑，风一吹，齐刷刷地往一个方向倒，像有人在坡顶上扯着草尖拽。
荒坡顶上，是那座民国教堂。
青川镇的人都绕着那坡走。老辈人说，那教堂的砖是用糯米浆和的，可砖缝里渗的不是水，是阴气；教堂的彩色玻璃是从国外运的，碎了之后，捡玻璃碴的孩子当晚就发了烧，说看见穿红衣服的女人站在床头。更邪门的是1943年那场事，穿嫁衣的许婉清吊死在钟楼里，红绸子缠了三圈房梁，尸体放了三天都没硬，嘴角还翘着，像在笑。
从那以后，荒坡就成了青川镇的“禁地”。白天还好，一到夜里，风穿过教堂的断梁，能传出女人哭的声音，不是嚎啕，是细细的、挠心的抽噎，顺着风飘进镇里，谁家孩子夜里哭，长辈只要说一句“许婉清来抓爱哭的娃了”，孩子立马闭紧嘴，连呼吸都不敢重。
可今天这雨，下得更邪。
后半夜三点，守坡的老郑头被尿憋醒。他的窝棚搭在坡下的歪脖子槐树下，棚顶盖着破油布，漏得厉害，地上摆着三个木桶接雨，桶里的水已经快满了，“滴答滴答”的声音像有人在敲鼓。老郑头披了件打补丁的棉袄，摸黑往棚外的茅房走，刚迈出门，脚脖子突然被什么东西缠了一下，那不是草，是软的、滑的，像布条。
他吓得一哆嗦，手电筒的光晃下去，是一根红绸子，半截泡在泥里，半截缠在他的裤腿上，红得刺眼，像刚染过血。
“谁他妈恶作剧？”老郑头骂了一句，弯腰想扯掉红绸，可手指刚碰到绸子，就觉得凉得刺骨，像摸了块冰。他猛地抬头，往坡顶望……
那座烂透了的教堂，居然亮了。
不是电灯的白光，是一串一串的红灯笼，从教堂的尖顶一直挂到坡下的小路旁，足足有上百个。灯笼纸是新的，红得发亮，烛火在里面烧得旺，照得地上的泥水泛着暗红，像撒了一路的血。风一吹，灯笼纸掀起来，露出里面的骨架，不是竹骨，是细条条的、泛着黄的东西，老郑头眯着眼看，突然浑身发冷：那是人的指骨，一节一节串在一起，撑着红布。
更吓人的是灯笼上的字。红底黑字，是“囍”字，烫金的边儿在烛火下闪着光，可那“囍”字的笔画歪歪扭扭，像用指甲抠出来的，每个字的右下角，都印着一行小字：民国三十二年，许氏婉清。
许婉清？
老郑头的腿一下子软了。他今年七十一，小时候听他娘说过，1943年就是民国三十二年，许婉清就是那年吊死的。他扶着槐树，哆哆嗦嗦地往坡下退，脚底下突然踢到一个东西，硬邦邦的。低头一看，是一摞红封套，整整齐齐地摆在路上，封皮上的“囍”字和灯笼上的一模一样，雨水泡得封边发卷，却没打湿里面的纸。
有个封套开了口，露出里面的喜帖。老郑头咽了口唾沫，伸手撕开喜帖，喜帖的纸是米黄色的，发脆，墨迹却鲜得像刚写的，黑得发亮：“谨订于四月十五，敬备喜宴，恭请光临，青川镇教堂”。落款还是那行小字：许氏婉清。
四月十五，就是明天。
老郑头像被烫到一样把喜帖扔了，连滚带爬地跑回窝棚，闩上门，用抵门杠顶得死死的。他缩在墙角，盯着窗外的红灯笼，烛火忽明忽暗，映得窗纸上的树影歪歪扭扭，像一个个站着的人影，肩并肩地站在坡下，盯着他的窝棚看。风里飘来一股味，不是霉味，是胭脂混着檀香的味，还有红绸子被风吹动的“簌簌”声，像有人在棚外走路，一步一步，越来越近。
“砰。”
棚门被撞了一下。
老郑头吓得心脏差点跳出来，抱着头往床底下钻。又一声“砰”，门闩晃了晃，抵门杠“吱呀”响。他从床底下往外看，看见门缝里塞进来一个红封套，封皮上的“囍”字正对着他，像一只眼睛。
天亮时，雨停了。
青川镇炸了锅。
镇东头的王屠户开门卸门板，脚刚迈出去，就踩在一个红封套上；镇西头的张寡妇去井里挑水，桶刚放下去，就捞上来一个红封套，封套没湿，还沾着井里的青苔；村口的李木匠打开工具箱，里面躺着一个红封套，压着他的刨子；就连镇小学的陈老师，早上走进教室，讲台上都摆着一个红封套，旁边放着他昨天批改的作业本。
家家户户都有，一个不差。
有人吓得把喜帖烧了，纸灰飘到半空，居然凝成一团红雾，半天散不去，风一吹，红雾往荒坡的方向飘，像一条红带子；有人想把喜帖埋在自家后院，挖了三尺深的坑，土刚盖上去，封套就自己从土里冒出来，还沾着新鲜的泥土，封皮上的“囍”字更亮了；还有人把喜帖扔到河里，可喜帖在水面上漂着，不沉，顺着水流往荒坡的方向漂，最后卡在坡下的石头缝里，对着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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