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道里的气味已经浓得有了形状。那不再是若有若无的飘忽，而是成了实质的、粘稠的屏障，顽固地盘踞在三楼通往四楼的拐角。一种甜腻到令人作呕的腐败气息，混合着某种难以言喻的、类似变质肉类的腥臃，无孔不入地渗透进墙壁、地板，甚至晾晒在公共阳台的衣物纤维里。301的租客投诉说晾出去的衬衫收回来都带着味儿，502的老太太则坚信是死老鼠闷在了管道井，念叨好几天了。抱怨声像苍蝇一样嗡嗡作响，最终汇聚到了房东老陈那里。
老陈五十多岁，是个怕麻烦的胖男人。他捏着鼻子，从一楼开始，像警犬一样挨家挨户地嗅。一楼正常，二楼勉强，刚到三楼半，那股混合了死亡与腐烂的恶臭便像一记重拳，狠狠砸在他的胃部。他强忍着干呕，最终停在了404室的门口。这里的味道最浓，几乎令人窒息。他敲了半天门，里面传来细微的响动，但无人应答。一种不祥的预感攫住了他。透过狭窄的门缝，那恶臭如同有生命的触须，丝丝缕缕地钻出。他不再犹豫，颤抖着摸出备用钥匙。
锁舌弹开的轻响，在死寂的楼道里格外清晰。门开了，恶臭如同积郁已久的洪水，瞬间将老陈淹没。他踉跄一步，差点栽倒。屋内光线昏暗，窗帘紧闭。就在这片昏昧和令人头皮发麻的恶臭中央，站着一个身影。
那是这间房子的租客，十八岁的女孩林小雨。她几乎全身赤裸，只穿着一条脏污的白色内裤，上身干瘦的肋骨清晰可见。一条看不清原本颜色的被子，暗红色的斑块块块点点，像一张扭曲的地图，披在她单薄的肩上。她乱糟糟的头发黏在额前，眼神空洞地望着闯入者，没有惊恐，没有慌乱，像两口枯井。老陈的视线越过她，扫向屋内。地上杂乱地堆放着几十个鼓鼓囊囊的黑色塑料袋，有些似乎还在渗出暗色的液体。整个房间，像一个未经打理、散发着地狱气息的屠宰场仓库。
“你……你爸妈呢？”老陈的声音因恐惧而变调。
林小雨蠕动着干裂的嘴唇，声音轻得像羽毛：“回……回老家看外婆了。”
两年前，林家还是街坊邻居眼中“和乐融融”的典范。父亲林建国，是个高大爽朗的大货司机，常年奔波在外，每次回家都会带回些沿途的小玩意儿。母亲张丽，是保险公司业务员，精明能干，脸上总挂着职业性的温暖笑容。他们住在这套租来的两居室里，虽然不富裕，但充满了烟火气。
裂痕出现在林建国突发脑血栓那个夜晚。这个家的顶梁柱轰然倒塌。虽然捡回一条命，但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行动不便，口齿含糊，再也握不住方向盘。他的世界从广阔的高速公路，萎缩到了卧室那张狭窄的床上。
起初，张丽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她辞掉工作，全心照顾丈夫。但长期的劳累和经济压力很快耗尽了她的能量。保险经纪的收入不稳定，丈夫的医药费、女儿的学费、房租，像一座座大山压下来。她白天在外依旧强颜欢笑，维系着体面，可一旦回到家，关上那扇隔绝外界的门，抑郁的情绪便像潮水般将她淹没。她开始无法控制地发脾气，抱怨命运不公，咒骂生活的艰辛，时常喃喃着“活着太没意思了”、“不如死了干净”。
床上的林建国，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古怪。从前的爽朗被消沉和易怒取代。身体的禁锢让他倍感屈辱，妻子的抱怨更是火上浇油。他时而沉默寡言，一整天不说一句话；时而会因为一点小事暴怒，摔打手边能碰到的一切。他会对张丽吼：“嫌我拖累你了是吧？你走啊！” 也会在深夜，流着泪对天花板念叨：“废人一个，活着就是受罪，拖累你们娘俩……”
林小雨，正处在高三这个人生最紧张的关口。学校的空气是凝固的，试卷永远做不完，排名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每个学生。她渴望回家能喘口气，但那个家，早已不再是避风港。推开家门，扑面而来的是中药味、消毒水味，以及更令人窒息的、无声或有声的绝望。父母的争吵成了家常便饭，主题无非是钱、病、以及谁更痛苦。她把自己关在小小的卧室里，用耳机堵住耳朵，但那些尖锐的言语碎片，还是能穿透音乐，扎进心里。
那天，是个普通的周末黄昏。林小雨刚结束一天的补习，带着满身疲惫回家。她把自己埋进题海，试图用公式和定理构筑一个有序的世界，暂时逃离现实的混乱。
然而，争吵还是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起初是压抑的低语，接着声音越来越高。张丽的尖叫声穿透薄薄的门板：“我受够了！林建国！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必须离！我不想活了！”
“你滚！有本事你就去死！别在这里嚎！”父亲的声音嘶哑而愤怒。
“死？好啊！一起死！都别活了！”
“砰！”是东西摔碎的声音。
林小雨坐在书桌前，手中的笔捏得死紧，指节泛白。母亲那句“不想活了”像魔咒一样在她脑子里盘旋，和试卷上扭曲的符号纠缠在一起。压力、恐惧、厌烦、还有一种长期积压的、连她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怨恨，在这一刻达到了临界点。她感觉自己的太阳穴突突直跳，脑子里有根弦，“嘣”地一声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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