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猛地站起身，动作机械地走到父母卧室门口。母亲正背对着她，伏在床边哭泣，肩膀剧烈耸动。父亲躺在床上，愤怒地瞪着天花板。没有人注意到她进来。
林小雨的目光落在床头柜上的一卷厚实黑色塑料袋上。她走过去，抽出一个，动作冷静得不像她自己。她走到母亲身后，近乎麻木地，将塑料袋套在了那个因哭泣而颤抖的头上。
张丽惊愕地挣扎，双手胡乱抓挠。林小雨用尽全身力气，勒紧袋口，越系越紧。床上，林建国发出了“嗬嗬”的声音，挣扎着想坐起来，但瘫痪的身体让他只能徒劳地扭动。他的眼睛瞪得极大，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恐和愤怒。
几分钟后，张丽停止了挣扎。
林小雨松开手，转向父亲。林建国浑浊的眼里滚出泪水，嘴里发出模糊的呜咽。女孩的眼神里没有任何波澜，她拿起另一个塑料袋，以同样的方式，终结了父亲的痛苦，或者说，终结了她自己的痛苦来源。
世界，突然安静了。死一样的寂静。
极致的疯狂过后，是一种可怕的“清醒”。林小雨看着两具逐渐冰冷的尸体，首先涌上心头的不是恐惧，而是“怎么办”？她害怕尸体腐烂，害怕被发现。
这个刚成年的女孩，展现出了令人胆寒的“执行力”。她出门，去附近的超市，平静地买了九把最普通的菜刀，还有一把锤子。收银员对她一次性购买这么多刀具感到一丝诧异，但看她学生模样，以为是帮家里餐馆采购。
接下来的几天，404室成了人间地狱。女孩用这些崭新的工具，对她曾经的父母进行了残忍的分尸。刀刃砍卷了，就换下一把。骨骼坚硬，就用锤子砸。这个过程血腥而漫长，需要极大的力气和更强大的神经。完成后，她甚至用家里最大的锅烧了滚水，将部分尸块煮熟——或许她天真地认为这样可以延缓腐败，或许，这行为本身已经脱离了常人的逻辑。
她再次出门，买回了五百个塑料袋。最终，她的“作品”被分装进四十二个黑色垃圾袋，堆放在客厅和卫生间里。她仔细地擦拭了地面，但浓重的血腥味和随之而来的腐臭，是无法掩盖的。
这期间，有邻居在楼道里遇见她，随口问：“小雨，这几天没见你爸妈呢？”
林小雨抬起苍白的脸，语气甚至带着一点恰到好处的无奈：“哦，他们回老家看我外婆了，外婆身体不太好。”她的镇定，让疑问消散在空气中。
她甚至在网上，对一个陌生的男性网友提及：“我杀人了。”
对方回了个笑脸：“哈哈，妹纸你真会开玩笑。”
她不再解释，继续像往常一样在家上网，浏览网页，仿佛那四十二个袋子里装的，只是普通的垃圾。她与这些尸块共处一室，生活在一个被死亡和腐烂包围的狭小空间里。嗅觉似乎已经失灵，或者，她的内心早已筑起了更高的墙。
尸臭最终引来了房东和警察。现场令人作呕，经验丰富的法医也面色凝重。林小雨被带走时，没有反抗，只是沉默。
在警局，她一言不发，对所有指控保持沉默。她的冷静，近乎一种空洞。
然而，到了法庭上，她却突然开口。她讲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她说，父母早已被病痛和绝望压垮，多次表示不想活了。案发当晚，三人甚至约定一起服用安眠药自杀。她是在“帮助”父母解脱。而她自己，在服药后突然对生命产生了强烈的渴望，于是中止了自杀行为。
她的陈述条理清晰，语气平静，甚至带着一丝“殉道者”般的悲壮。但检察官尖锐地指出：她的说法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现场没有发现安眠药药瓶或残留物，她的血液里也检测不出任何安眠药成分。
更惊人的一幕发生在庭审后期。直到被捕后，林小雨才从警方那里得知，自己并非林建国和张丽的亲生女儿，而是他们领养的。这个消息在法庭上引起一阵骚动，但她本人听着，脸上却没有任何表情，仿佛在听一个与己无关的故事。这个真相，来得太晚，又似乎毫无意义。
她的养父养母的亲属们虽然悲痛，却出人意料地拿出了五封手写的谅解书。大伯红着眼圈说：“建国和他媳妇活着也是受罪，这孩子……也是一时糊涂啊。”小姨抹着泪：“小雨以前很乖的，是这个家把她逼疯了……”
唯一的疑点，是案发当晚，确实没有邻居听到呼救或激烈的打斗声。但这并不能证明“协助自杀”的离奇说法。
最终，法院的判决落下：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她的说辞未被采信，但或许那些谅解书，以及她离奇的身世，在量刑时起了微妙的作用。
宣判时，林小雨穿着囚服，站在被告席上，背影单薄得像一张纸。她微微侧头，目光投向法庭高窗外一小片狭窄的天空，那里有飞鸟掠过。没有人知道她在想什么。是怀念曾经其乐融融却虚假的过往？是懊悔那一瞬间的疯狂？还是依然沉浸在自己编织的、“帮助解脱”的扭曲故事里？
楼道里的恶臭可以随着专业消杀而散去，404室会被重新粉刷，租给新的住户。但那股源自绝望、蔓延于疯狂，最终凝固在少女冰冷眼神中的寒意，却长久地留在了所有知晓这个故事的人心里。它是一个关于爱如何异化、压力如何崩解人性、以及孤独可以带来何等毁灭的，沉重而尖锐的问号，砸在每个人的心口，闷闷地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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