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的秋天，华北某个小城的空气里，总弥漫着煤烟和熟食摊子混合的复杂气味。傍晚时分，夕阳像一枚温吞的咸蛋黄，勉强给“槐花巷”斑驳的墙壁涂上一层廉价的暖色。这条青石板铺就的小巷，是本城机械厂家属院的后街，平日里是孩子们追逐打闹的乐园，但这一天，它成了少年李默的修罗场。
李默蜷缩在墙角，像一只被踩烂的纸盒。他身上那件印着“变形金刚”图案的、半新的蓝色运动服，此刻沾满了泥土和鞋印。拳头和脚掌如同冰雹般落下，密集地砸在他的头上、背上、肚子上。他试图用胳膊护住脑袋，但徒劳无功，耳朵里是擂鼓一样的轰鸣，夹杂着粗重的喘息和恶毒的咒骂。
“操你妈的！让你显摆！让你嘚瑟！”
“不就是一辆破山地车吗？有什么了不起？你爹是个什么官儿啊？啊？”
“打！看他明天还骑不骑他那骚包车来学校！”
四个身影，穿着同样款式的校服，却扭曲成四头狂暴的小兽。领头的是孙胖子，他爹是厂里运输队的队长，膀大腰圆，一拳一拳专往李默的软肋上招呼。王麻杆和李大牙一左一右，负责踹腿和扇耳光，王麻杆嘴里还不住地叫嚣：“凭什么？凭什么刘婷婷跟你说话不跟我说话？”（刘婷婷是班上的文艺委员，眉眼清秀，是不少半大小子的懵懂憧憬）。最阴狠的是缩在后面偶尔补上两脚的赵四眼，他爹是厂办的小科员，他本人则像个精于算计的师爷，时不时低声道：“差不多了吧……别真打出事……”
一切的起因，简单得像那个年代黑白电视里的公益广告，却又尖锐地刺破了少年间脆弱虚荣的平衡。昨天，李默十六岁生日，在机械厂当钳工的父亲李建国，咬着牙用攒了半年的加班费，给他买了一辆鲜红色的“阿米尼”牌山地自行车。那流线型的车身、粗犷的轮胎、灵活的变速器，在九十年代中期的小城中学，不啻为一颗耀眼的明星。当李默骑着它驶入校门时，确实引来了无数羡慕甚至嫉妒的目光。其中，就包括孙胖子这四人。他们觉得李默那平静的喜悦是“装逼”，那辆崭新的自行车像是对他们贫困生活的无声嘲讽。少年的恶意，有时来得毫无道理，却烈如毒药。
雨点般的殴打持续了不知多久，李默只觉得一股腥甜涌上喉咙，视线开始模糊，最后映入眼帘的，是孙胖子那张因嫉妒和暴力而完全变形的胖脸，然后，世界彻底黑了下去。
见他不动了，孙胖子喘着粗气停了手。王麻杆试探着用脚尖踢了踢李默的脑袋，李默毫无反应。
“胖……胖哥……他……他不会……”李大牙有些慌了。
赵四眼推了推滑下鼻梁的眼镜，声音发颤：“没……没气儿了？快跑！”
恐惧瞬间攫住了这四个半大孩子。他们像受惊的兔子，瞬间作鸟兽散，脚步声杂乱地消失在巷子深处，留下死一般的寂静和蜷缩在地上的李默。
晚风渐凉，吹动着地上的落叶。不知过了多久，李默被冷风吹醒，他挣扎着爬起来，头痛欲裂，浑身每一根骨头都像散了架。他扶着墙壁，一步一挪地往家走，额角的血痂凝成了暗紫色。
家，就在巷子另一头的筒子楼里。母亲早逝，家里只有沉默寡言、满手油污的父亲李建国。看到儿子这副模样，李建国手里的扳手“咣当”一声掉在地上。这个中年男人脸上的皱纹，瞬间又深了几道。他没多问，只是用那双粗粝的手，扶住儿子，哑着嗓子说：“走，上医院。”
小城的第二人民医院，灯光昏黄，消毒水的气味里混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霉味。值班的是个四十多岁、眼神疲惫的男医生，姓李，白大褂上沾着些不明污渍。他正惦记着今晚的牌局，对这对深夜来访的父子显得很不耐烦。
李建国急切地描述着儿子的情况：“医生，他让人打了，头，身上，昏迷了好一阵……”
李医生打着哈欠，扒开李默的眼皮用手电筒随意照了照，又用听诊器在前胸后背敷衍地听了听。李默虚弱地说头晕、想吐。
“没事儿！”李医生挥挥手，像赶苍蝇，“皮外伤，有点轻微脑震荡。半大小子，打打架正常，回家躺两天就好了。别在这儿占着地方。”他甚至没让去做个当时已经普及的CT检查（尽管机器可能时常故障）。
李建国张了张嘴，他看着儿子苍白痛苦的脸，又看看医生那不容置疑的表情，这个老实巴交的工人，最终把质疑和不安咽回了肚子。他背着儿子，走出了医院。如果，如果当时医生能负责一点，如果做了检查，就会发现那缓慢却致命的颅内出血。
回家后的三天，是李默生命最后的倒计时。他大部分时间在昏睡，偶尔醒来，会说头痛得像要炸开，呕吐了几次。李建国用热毛巾给儿子敷额头，去厂里卫生所开了点止痛片，他以为就像医生说的，熬过去就好了。第三天凌晨，李默再也没有醒来。他就那样静静地躺在小床上，脸色白得像纸，仿佛只是睡着了，却再也唤不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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