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现在收了钱，签了字，就等于告诉儿子，有时候，坏人可以不受惩罚，只要他们有钱有权。”
“我不能这么做。”刘大山抬起头，眼中含泪但坚定，“我不能让浩子看不起我。”
“我也不签，”赵志刚掐灭烟头，“我儿子说要去游乐场，我没能带他去。至少，我要为他讨个公道。”
“还有我。”
“我也不签。”
五个家庭，五个破碎的心，但在此刻，他们选择了同样的道路。
第七天，调查组撤离桦林镇。最终处理结果公布：宿管陈美兰被正式逮捕，移送司法机关；校长王建国被撤职，调离教育系统；副校长、后勤主任等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镇政府分管教育的副镇长被记过；县教育局对全县学校进行安全检查。
至于那份协议，调查组认定为“善后工作方式不当，予以纠正”。已签署协议的家庭，维持原赔偿金额；未签署的，可按新标准（一百万元）签署，但不强制。
“就这样了？”刘大山看着公示，感到一阵空虚。
“就这样了。”赵志刚苦笑着。
五个家庭依然拒绝签署。他们开始联系律师，准备提起诉讼。但镇上和县里的律师，一听是这个案子，都委婉拒绝。
“这个案子...不好接。”一个律师私下说，“对方是学校，是政府。而且你们没有签协议，意味着要走完整的诉讼程序，时间会很长，结果也未必理想。”
“难道就没有说理的地方了吗？”王秀英哭着问。
律师沉默片刻，说：“我可以帮你们联系省里的律师，但费用...不低。而且，即使赢了，赔偿金额也未必比现在高。”
现实再次摆在面前：走下去，可能需要数年时间，花费大量金钱和精力，结果未知；停下来，签个字，一百万元到手，但意味着放弃追责。
“我走不下去了，”第八天，李爱国找到其他人，“我老婆要跟我离婚，说我疯了，放着钱不要。我老母亲住院了，需要钱...对不起...”
五个家庭，变成了四个。
第九天，张建军的妻子从外地赶回来，跪在地上求他：“建军，签了吧。小宇已经走了，我们还要活下去啊。这一百万，我们可以在县城买个小房子，可以做点小生意...求你了...”
张建军看着妻子憔悴的脸，想起儿子生前的笑脸，最终崩溃大哭，在协议上签了字。
四个家庭，变成了三个。
第十天，刘大山收到一封匿名信，里面是几张照片，拍的是他小卖部被人砸碎玻璃的场景，还有一行字：“适可而止。”
赵志刚也收到了类似的威胁。
“你们别撑了，”已经签字的张国庆悄悄告诉他们，“镇上有人放话，谁再闹事，就让谁在桦林镇待不下去。”
刘大山和赵志刚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恐惧，但还有一种更深的东西——不甘。
“我出去打工，”刘大山突然说，“带着老婆去南方。但这件事，我不会放弃。”
“我也去，”王秀英擦干眼泪，“我妹妹在省城，我可以去她那里。但我一定要讨个说法。”
“我们一起，”赵志刚说，“我有个表哥在省城开出租车，我可以去投奔他。但这件事，没完。”
三个家庭，三个破碎但依然跳动的心。
一个月后，刘大山和妻子关闭了小卖部，坐上开往南方的火车。离开那天，桦林镇下着小雪，覆盖了街道，也覆盖了桦林小学的废墟——火灾的宿舍楼已经被拆除，据说要建一个新的教学楼。
赵志刚和王秀英也先后离开小镇，前往省城。
他们在不同的城市，但保持着联系。在律师的帮助下，他们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但正如预料的那样，案件进展缓慢，一次次开庭，一次次延期。
两年后，陈美兰因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判有期徒刑七年。这是他们得到的唯一实质性的“正义”。
王建国在新的单位（县文化局）担任副科长，张副镇长平调到了邻镇，依然是副镇长。那些签了协议的家庭，有的用赔偿金在县城买了房，有的做了小生意，生活继续。只是逢年过节，他们会多摆一副碗筷，多烧一炷香。
刘大山在南方一家工厂打工，妻子在工厂食堂帮忙。每天晚上，他都会在租住的小房间里，看着儿子的照片发呆。诉讼还在继续，但希望越来越渺茫。律师说，可能还需要两年，甚至更久。
“值得吗？”妻子有时会问。
刘大山不知道答案。他只知道，每当他想放弃时，就会梦见儿子。梦里，刘浩还是那么小，拉着他的手问：“爸爸，坏人受到惩罚了吗？”
他无法回答。
但他会继续寻找答案，在漫长的诉讼路上，在每一个无法入眠的夜晚，在他余生的每一天。
因为有些门，一旦被锁上，就需要有人不断敲打，直到它打开。有些声音，一旦被淹没，就需要有人不断呼喊，直到被听见。有些生命，一旦被遗忘，就需要有人不断铭记，直到永远。
在北方那个小镇上，那场大火已经熄灭，灰烬已被清理，废墟上建起了新的楼房。但有些伤疤，永远留在了那里，留在了那些破碎的心里，留在了这个国家的记忆深处。
而刘大山们还在路上，步履蹒跚但坚定，为一个简单的答案：那些平均年龄只有九岁的生命，到底值多少钱？又该由谁来为那扇被反锁的门负责？
这问题，没有答案。或者说，答案在风中飘荡，等待一个不会到来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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