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两点，月子会所的走廊安静得有些异样。阳光斜斜地照进“安心母婴”会所302房间，新生命的啼哭声本该是这里最常听见的声音，今天却显得格外刺耳。
陈芳站在婴儿床边，手指紧紧攥着工作服的衣角。三小时前，丈夫发来的最后一条消息像针一样扎在她的心上：“这日子过不下去了，你选孩子还是选我？”她十岁的儿子患有自闭症，公婆拒绝帮忙照料，丈夫的耐心终于耗尽。
哭声响起。
36床的宝宝，出生仅30天的男婴，皮肤还泛着新生儿特有的粉红。陈芳机械地抱起他，摇晃，轻拍，哼唱那首她对自己的儿子唱过无数遍的摇篮曲。但孩子哭得更凶了，小脸涨得通红，四肢在空中挣扎。
“别哭了...”她喃喃道，声音里带着疲惫和某种压抑的东西。
手机又震动了。她瞥了一眼，是婆婆发来的语音，点开，尖利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炸开：“你儿子又把客厅弄得一团糟！陈芳，你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管管你自己的孩子？”
婴儿的哭声和婆婆的指责声在她脑中交织、放大。陈芳感到太阳穴突突地跳着，一股无名火从小腹升起，烧灼着她的理智。
“别哭了！”她压低声音喝道，手臂的肌肉绷紧了。
那一瞬间，她忘记了自己怀中的是个出生仅30天的生命，忘记了自己身上这件淡粉色制服代表的职责。眼前晃动的是自己儿子的脸，是丈夫冷漠的眼神，是婆婆的指责，是永远做不完的家务和还不清的债务。
她的手——那双曾经温柔抚触过无数新生儿的双手——举起来，重重拍在了婴儿纤弱的背上。
一下，两下，三下。
沉闷的声响与婴儿突然拔高的尖哭声同时响起。陈芳猛然惊醒，如同从噩梦中挣脱。她低头看着怀中的婴儿，那张小脸已经由红转紫，哭声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微弱的、不规律的喘息。
“不...”陈芳的声音卡在喉咙里。
302房间的监控无声记录着这一切：护工抱着婴儿，突然的暴力动作，婴儿瘫软的身体，护工惊慌失措的脸。画面中的陈芳像被烫到一样松开手，又迅速抱紧，惊慌地检查孩子的呼吸。
五分钟后，会所的护士长李梅经过302房，透过玻璃窗看见陈芳抱着婴儿呆立不动，脸色惨白。
“陈芳？怎么了？”李梅推门而入。
“他...他不哭了...”陈芳的声音在颤抖。
李梅迅速接过婴儿，专业的目光扫过孩子青紫的面色和不自然的肢体。“叫救护车！立刻！”
会所瞬间炸开了锅。其他房间的护工们停下手中的工作，聚集在走廊上低声议论。302房间对面的新妈妈王女士亲眼看到医护人员冲进房间，吓得抱紧了自己怀中的女儿。会所经理张明一边擦着额头的汗，一边打电话给老板。
急救车刺耳的鸣笛声划破了月子会所一贯的宁静。医护人员小心地将婴儿固定在便携式保育箱中，小小的身躯插上了管子，连接着仪器。
陈芳跟着跑出会所大门，看着救护车门关上，眼泪终于决堤。她转身，看到婴儿的父母——一对年轻的夫妻，母亲产后虚弱，靠在父亲怀里，脸色比床单还白。
“对不起...”陈芳走向他们，双腿一软，跪在了会所门口冰冷的石阶上，“对不起...我错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年轻的父亲先是愣住，随后怒火冲破了克制：“你对我儿子做了什么？！”
母亲瘫倒在地，无声地流泪，产后虚弱的身体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周围的护工、新妈妈们、会所工作人员围成一圈，有人拿起手机拍摄，有人窃窃私语，有人试图扶起瘫软的母亲。
李梅护士长艰难地维持秩序：“大家散开！给家属一点空间！”
陈芳跪在地上，额头抵着冰冷的地面，一遍遍重复着“对不起”。她的同事们——那些与她一同照顾新生儿、分享育儿经验、抱怨工作辛苦的护工们——站在不远处，表情复杂。有人同情，有人愤怒，有人后怕地抱紧了自己照顾的婴儿。
医院ICU病房外，年轻夫妻拿到了诊断书：颅内出血，脑损伤，呼吸衰竭。医生表情凝重地解释着可能的后遗症：发育迟缓、运动障碍、认知缺陷...每一个词都像重锤砸在父母心上。
同一时间，陈芳在派出所接受询问。她反复描述当时的情绪崩溃，家庭的压力，工作的疲惫，但每一次描述都显得苍白无力。警方调取了监控，画面清晰记录了她拍打婴儿背部的动作——那不是安抚，是暴力。
“我知道错了...我愿意做任何事补偿...”陈芳哽咽着。
但有些错误无法补偿。
行政拘留15天，罚款1000元——这是法律对她的惩罚。而对那个婴儿和他的家庭来说，惩罚才刚刚开始。
消息传回月子会所，护工们聚集在休息室，无人说话。平时最健谈的王姐打破了沉默：“陈芳家里情况确实难，儿子有病，老公不管，婆婆刻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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