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秋天,赣北的稻子黄了。
周满仓站在自家田埂上,看着两亩三分地的晚稻在夕阳下泛着金光。他蹲下身,掐下一穗稻谷,放在掌心搓了搓,吹去谷壳,露出白莹莹的米粒。他数了数,一共四十二粒——比去年少了八粒。
“满仓,看什么呢?”邻田的李老根扛着锄头走过来,黝黑的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像田里的犁沟。
“看收成。”周满仓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稻壳,“今年这稻,怕是不太够。”
“够不够的,不都得交?”李老根叹了口气,望向远处村委会的红砖房,“听说今年提留又加了。”
周满仓没说话,只是把掌心里的米粒小心地装进上衣口袋。他今年四十二岁,和这片土地打了半辈子交道,能听懂稻子说话——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少了一成半。
三天后,打谷场上堆满了稻谷。村委会的干部来了,带着磅秤和账本。会计王有才戴着眼镜,手指在算盘上噼里啪啦地拨动,像秋日里最后一批蝉鸣。
“周满仓,两亩三分地,亩产八百二十斤,总计一千八百八十六斤。”王有才头也不抬,“公粮五百六十六斤,提留款按百分之八收,一百五十一斤。余粮一千一百六十九斤,按保护价收购,扣除种子化肥,实发一百八十二块三毛。”
周满仓接过薄薄一沓钱,手指捻了又捻:“王会计,这提留款,是不是多了?”
“多什么多?镇里定的标准。”王有才扶了扶眼镜,“赶紧搬你的粮,后面还排着队呢。”
拖拉机突突地开走了,扬起一片尘土。周满仓看着空了一半的粮堆,心里算了一笔账:一千一百六十九斤稻谷,出米率按七成算,是八百一十八斤米。一家四口,一天吃三斤米,只够吃九个月。可这还没算上人情往来、孩子学费、头疼脑热的药钱。
那天晚上,周满仓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他爬起来,从柜子深处翻出一个铁皮盒子,里面装着这些年攒下的文件:土地承包合同、历年公粮通知、还有一张去年从镇上抄回来的《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
他凑到煤油灯下,眯着眼睛看。第三条,白纸黑字:“村提留不得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五。”
百分之五。
可今天交的,是百分之八。
周满仓的手开始发抖。他翻出儿子用剩的作业本,在背面一笔一划地抄:“第三条……村提留不得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五……”
抄到第三遍时,本子用完了。他在屋里转了一圈,最后看见桌上那包“庐山”牌香烟。他抽出一根点上,狠狠吸了两口,然后把烟盒拆开、抚平,在锡纸的那一面,用圆珠笔用力写下那行字。
那一夜,周满仓家的灯亮到鸡叫。
第二天清晨,村里三十多户人家的门板上,都贴着一张皱巴巴的烟盒纸。有的贴在门缝,有的插在门环,有的用饭粒粘在门板上。纸上的字很小,但很用力,几乎要划破锡纸:
“村提留不得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五。”
“什么玩意儿?”村东头的赵寡妇不识字,扯下烟盒纸问邻居。
“政策文件!说提留不能超过百分之五!”邻居的声音有些发颤。
“可咱们交的,是八分啊!”
消息像野火一样烧遍了整个村子。那天下午,村委会的门槛差点被踩破。
“王会计,这烟盒纸上的,是不是真的?”
“胡闹!这是有人造谣生事!”村委会主任刘建国拍着桌子,“镇里定的标准,能错吗?”
“可这白纸黑字……”
“什么白纸黑字?烟盒纸也算文件?”刘建国把烟盒纸揉成一团,“都散了!该干嘛干嘛去!”
人群慢慢散了,但疑问像种子一样埋进了土里。
那天晚上,周满仓家来了第一个人。
是李老根。他揣着两个红薯,在门口踌躇了半天才敢敲门。
“满仓,那纸……是你贴的?”
周满仓点点头,把李老根让进屋,又看了看门外,才轻轻关上门。
“我抄的,一字不差。”周满仓从怀里掏出那份皱巴巴的文件,“镇上公开栏里贴着的,我抄了三天。”
煤油灯下,两个脑袋凑在一起。周满仓指着文件,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农民承担费用……包括村提留、乡统筹费……村提留不得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五……”
“那咱们交的八分,多出来的三分去哪了?”李老根问。
周满仓没回答。他翻开另一个本子,那是他偷偷记了三年的账:每户的田亩数、产量、交的公粮、提留款。一笔一划,清清楚楚。
“老根叔,你家三亩地,去年亩产八百五十斤,总产两千五百五十斤。公粮七百六十五斤,提留二百零四斤,是按百分之八收的。如果按百分之五,应该是一百二十七斤半。你多交了七十六斤半。”
李老根的手指在账本上摩挲,粗糙的指腹划过那些数字,像抚摸着土地的裂痕。许久,他抬起头,眼里有了光:“满仓,你得给大伙讲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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