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自落鹰涧燃起，其势并非野火燎原，而是如同帝国宗庙中重新点燃的祀火，带着法统与正统的光辉，迅速映照在东唐帝国波谲云诡的政治天幕之上。
由凤凰郡主、河西节度观察使杨妙真署名的《讨逆安民檄》，经由行军司马叶飞羽的如椽巨笔，已不再是简单的战报或声讨，而是一篇精心雕琢的政治宣言。檄文开篇即以“臣，凤凰郡主妙真，谨泣血百拜，上达天听，下告万民”起势，将自身置于忠臣孝子的位置。它猛烈抨击安福山“欺君罔上，跋扈不臣，视皇命如无物，戕害宗室，荼毒百姓，其罪滔天，罄竹难书”，字字句句都将矛头指向其“国贼”本质。进而，檄文极力彰显杨妙真作为“先帝亲封郡主，陛下之嫡亲侄女”的尊贵身份，申明其起兵乃是“受命于危难之间，秉持杨氏血脉之责，清君侧，诛国贼，以安社稷，以慰黎庶”。落鹰涧大捷，则被描述为“陛下洪福，祖宗庇佑，忠义感天”的明证，是皇权正统对叛逆的雷霆诛伐。
这篇檄文，如同一块投入早已浑浊不堪的帝国政坛深潭的巨石，激起了层层叠叠、方向各异的涟漪。
在安福山实际控制的东部诸州以及众多尚在观望、首鼠两端的藩镇境内，檄文被秘密传抄，飞速流播。许多对安福山霸道行径敢怒不敢言的士大夫、地方豪强，开始以全新的眼光审视这位偏居河西的郡主。她不再仅仅是一个凭借父辈余荫和自身勇力据守一方的女节度，更代表着帝国杨氏皇族对权臣势力的强势反击，是法统与秩序可能的恢复者。一时间，前往凤凰山投效的队伍中，除了求活的流民溃兵，更多了许多身着儒衫、曾任职于中枢六部或被安福山排挤的地方官员。他们携带着对朝廷的失望与对皇室的最后一丝忠诚，将凤凰山视为“靖难”的希望之地，言辞间每每以“王师”、“义旅”相称。
在帝都金安城，尽管龙椅上的皇帝杨宗经可能依旧被权宦（如枢密使鱼朝恩）或某些与藩镇勾结的权臣所包围掣肘，但这篇明确表示“效忠陛下，铲除奸佞”的檄文，却如同一把无形的利剑，刺破了朝堂上虚伪的平静。公开场合，即便是最阿附安福山的朝臣，也不敢轻易给一位正在与“国贼”血战、且血脉如此亲近皇室的郡主扣上“叛逆”的帽子。私下里，一些忠于皇室、力图振作的清流官员和不得志的宗室，则暗中额手称庆，视杨妙真为外援，开始小心翼翼地串联，试图在僵死的朝局中撬开一丝缝隙，将凤凰山的声音和力量，引入这帝国权力中枢的博弈场。
凤凰山根据地，也因此笼罩上了一种不同于寻常藩镇军营的氛围。校场之上，除了操练喊杀声，军官训话时，必先强调“忠君报国，匡扶社稷”；营房之内，新编入的降卒，第一课便是学习“尊奉郡主，效忠陛下”的规矩。杨妙真亲自巡视时，将士们眼中除了对主帅的敬畏，更添了几分对天潢贵胄的天然崇敬。整个军营，在铁血肃杀之中，隐隐透出一种“王师”的庄严气象。
派出的三支精锐小队，行动也更具政治象征意义。他们不仅以雷霆手段拔除叛军据点，缴获物资，更在占领后立即张贴安民告示，宣布“奉凤凰郡主令，讨逆安民，恢复王化”，对待被俘的低级军官和士卒，也严格遵循“胁从不问，首恶必究”的原则，并进行宣讲，分化瓦解叛军基层。这使得凤凰军的“仁义之师”与安福山部的“虎狼之军”形成了鲜明对比，进一步争取了民心。
这一日，天光未亮，叶飞羽已在中军大帐旁专设的“机要房”内，对着巨大的山川舆图凝神沉思。亲兵送来的最新细作情报堆积在案头，经过他连夜梳理，形势图景逐渐清晰：
其一，安福山确已震怒，但其主力被郭子龙、李光辉等部死死钉在潼关至河东一线，难以大规模回师。他已以八百里加急发出严令，命其心腹大将、驻守汴州的平卢节度副使田承德，与驻守宋州的忠武节度使张云志，尽起本部精锐，并节制周边诸州兵马，限期一月，务必踏平凤凰山，“献杨妙真首级于帐前”。
其二，邻近的两位强藩，北面的平卢节度使王元逵（与田承德并非完全一路），南面的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均已加强边境戒备，兵马调动频繁。探子回报，此二人均派出了大量斥候，密切监视安、杨战事进展，其态度暧昧，意图难测。
其三，来自金安城的零星消息显示，朝堂之上因檄文之事暗流汹涌，但尚无明确旨意传出。监军太监系统似乎有异常活动。
叶飞羽用手指在地图上田承德和张云志的集结区域画了两个圈，又在那两位观望的节度使方向点了点，眉头微蹙。这时，帐外传来熟悉的脚步声，身披赤色斗篷、甲胄在晨光中泛着冷冽光泽的杨妙真走了进来。
“飞羽，又是一夜未眠？”杨妙真声音清越，带着一丝关切。她目光扫过地图上叶飞羽做的标记，已然明了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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