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后一次在图书馆见到冉秋叶，是个飘着细雨的午后。
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衬衫，指尖捏着本卷边的《契科夫短篇小说集》，站在文学区的书架前，侧脸被窗外的天光染得有些透亮。
看见我时，她眼睛亮了亮，习惯性地想抬手打招呼，我却先一步别开了目光，假装蹲下身去翻找底层的工具书。
空气里有片刻的凝滞，我能感觉到她的视线落在我背上，带着困惑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
我攥着书脊的手指泛了白，心里像压着块烧红的铁——再往前一步，就会越过那条看不见的线。
她是老师，我是轧钢厂的工人，身份、处境，甚至未来可能面对的风浪，都像一道鸿沟横在中间。
更重要的是，我隐约察觉到她看向我的眼神里，藏着比同事更复杂的东西，那东西太烫，在这年月里，足以把两个人都烧得面目全非。
从那天起，我把去图书馆的频率从每周三次减到了每月一次，后来干脆借着工作忙的由头，彻底不去了。
有时路过图书馆门口，看见里面透出的暖黄灯光，心里会掠过一丝怅然，但更多的是松了口气。
我知道，这是对的，有些危险，从一开始就要掐灭在苗头里。
时间像厂子里的轧钢机，轰隆隆地往前碾，转眼就是两年。
凭借着自学的俄文和一股子钻技术的韧劲，我成了轧钢厂里少有的技术顾问——这个职位是杨厂长特批的，工资到手时，我算了算，居然快赶上七级钳工时的易中海了。
我的工作不算繁重，却很关键。
一是翻译俄文的技术材料，那些满是专业术语的图纸和说明书，厂里没几个人能看懂，我翻出来的东西，得让老师傅们一看就明白；二是处理生产线上的技术小问题，有时候机器卡壳，老师傅们围着转半天找不到症结，我去看一眼，再对照着俄文资料琢磨琢磨，往往能指出问题所在。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三号轧机的传动齿轮出了故障，几个老技工拆了装、装了拆，折腾了两天都没弄好，生产线停一天，厂里就少赚不少钱。
杨厂长急得直跺脚，让人把我叫了过去。
我蹲在机器旁，拿着手电筒照了半天，又翻出俄文的设备手册，指着其中一段跟老技工说：“可能是齿轮咬合的间隙不对，手册上写着，这种型号的齿轮，间隙得留零点三毫米。”
老技工将信将疑地量了量，果然差了零点一毫米。
调整之后，机器一启动，轰隆隆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跟往常一样有力。
从那以后，厂里再没人质疑我的才能，连之前总对我摆架子的老技工，见了面也会主动递根烟。
日子本该就这么安稳下去，可该来的总会来。
一九六六年的夏天，空气里渐渐弥漫起一股不一样的味道，先是街头巷尾贴满了大字报，接着是厂里的批斗会一场接一场。
我心里隐隐发慌，知道那个特殊的年代，终究还是来了。
最先受影响的是我妹妹何雨水。
她学习好，原本已经报了高考，满心指望能考上大学，离开这个大院，去更远的地方看看。
可政策一变，高考停了，她攥着报名表坐在家里哭了好几晚，眼睛肿得像核桃。
我看着心疼，却没什么好安慰的，只能跟她说：“别哭了，哥给你找条出路。”
我给她找了两条路：一是进我们轧钢厂，虽然累点，但工资高，我还能照看着；二是去纺织厂，活儿相对轻松，女工多，环境也单纯些。
何雨水坐在桌边，手指绞着衣角想了一下午，最后抬起头跟我说：“哥，我去纺织厂吧，我不想跟你在一个厂，总觉得会被人说闲话。”
我没劝她，点了点头，第二天就托人帮她办了手续。
送她去纺织厂报到那天，她背着我给她买的新布包，站在厂门口跟我挥手，脸上带着点对未来的忐忑，却也少了之前的沮丧。
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心里松了口气，至少，她有个安稳的去处了。
倒是何雨水从前的小跟班于海棠，走了条跟她完全不同的路。
不知道托了什么关系，于海棠居然进了我们轧钢厂，还被分到了播音室，成了厂里的文艺小女神。
每天午休时，她的声音透过广播传遍整个厂区，清亮又甜润，不少年轻工人都围着广播喇叭听，眼神里满是爱慕。
我在厂里偶尔会碰到于海棠，她总是穿着一身洗得笔挺的工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见了我，会停下脚步，笑着跟我打招呼：“何顾问，忙呢？”
她的笑容很甜，可我总觉得那笑容背后藏着点别的东西——她看我的眼神，常常会出神，有时候我在车间里检查设备，回头就能看见她站在不远处，手里拿着个笔记本，却半天没写一个字，就那么直直地看着我。
我心里跟明镜似的，于海棠喜欢我。
早几年在大院里，她就常跟在何雨水身后，一口一个“雨水姐”，眼睛却总往我屋里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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