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长！这……这可是我们用无数弟兄的鲜血换来的……”负责人大惊失色。
“我知道！”我打断了他，声音不容置疑，“但现在，不是敝帚自珍的时候！关东军多死一个人，我们在正面战场上的压力，就会减轻一分！用这些情报，去换关东军的彻底覆灭，去换一个至少一到两年的战略缓冲期，这笔买卖，划算！”
“是……”负责人虽然心有不甘，但还是领命而去。
“至于我们自己……”我的目光，重新回到了中国的地图上。我用笔，在长沙的位置上，重重地画了一个圈。
“命令第九战区薛岳。立刻停止部队的休整。以南昌会战中损失较小的几个军为骨干，依托湘北的地形，沿新墙河、汨罗江一线，构筑纵深防御工事。所有的准备，都要以应对日军至少五个师团规模的进攻为标准。所有的工作，必须在九月之前，全部完成！”
“次长，您是判断，日军的下一个目标，会是长沙？”刘斐有些惊讶。
“不是判断，是必然。”我看着地图上，从武汉指向长沙的那个，仿佛已经浸透了鲜血的箭头。“冈村宁次在随枣吃了亏，在南昌又丢了脸。以他的性格，必然会想尽一切办法找回场子。而长沙，是第九战区的司令部所在，是华中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更是我们最重要的产粮区。一旦长沙有失，对我们的打击，将是致命的。诺门罕的失败，只会更加坚定他发动一场对华决定性战役的决心。他需要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来向东京证明，‘南下’才是帝国的唯一出路。而长沙，就是他最好的目标。”
七月的第三周，就在这种外松内紧、暗流涌动的氛围中度过。在天津，英日双方的对峙还在继续，双方的外交官在东京的谈判桌上唇枪舌剑。而在遥远的诺门罕，朱可夫正在集结他那可怕的钢铁洪流，准备发动一场决定性的反击。在中国，我下达的一系列命令，正在被一丝不苟地执行着。从苏联边境到湖南水乡，一张无形的大网，正在缓缓张开。
我也利用这段难得的平静，处理着堆积如山的内部事务。我亲自视察了设在重庆郊区的几个伤兵医院，慰问那些从南昌前线撤下来的伤员。看着他们那些残缺的肢体和年轻的脸庞，我的心，如同被针扎一般疼痛。我也抽空，与兵工署的负责人进行了几次长谈，敦促他们加快新式武器的仿制和生产，特别是反坦克炮和高射炮。我知道，未来的战争，将是立体的，没有强大的火力和制空权，我们将寸步难行。
七月二十日，一个消息传来，让整个重庆都为之震动——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谈判，英国，最终还是向日本低头了。英日双方达成了《有田-克雷吉协定》，英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占领区的“特殊情况”，并承诺将不会采取任何妨碍日军行动的措施。
消息传来，国人激愤。报纸上，到处都是谴责英国“绥靖政策”的文章。许多人认为，我们被出卖了。
但在我的办公室里，我却异常平静。
“次长，英国人……太让我们失望了。”刘斐的脸上，满是愤慨和沮丧。
“失望？我从不曾对他们抱有希望，又何来失望？”我淡淡地说道，“国与国之间，从来没有情谊，只有利益。指望别人来拯救我们，那是懦夫的想法。这个结果，早在我的预料之中。”
“那我们之前在天津做的那么多事，岂不是……”
“不，没有白费。”我摇了摇头，“虽然英国政府妥协了，但天津事件，却像一根刺，深深地扎在了英日关系之中。它让英国的民众和一部分有识之-士，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了日本的蛮横和野心。这颗种子，已经埋下了。总有一天，它会生根发芽。”
“更重要的是，”我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它让我们自己，也看得更清楚了。这场战争，我们没有任何捷径可走。我们能依靠的，只有我们自己。只有我们自己打得足够顽强，足够让他们感到疼痛，那些所谓的‘盟友’，才会真正地站到我们这边来。”
七月的最后一周，诺门罕方向的情报，依旧断断续续地传来。我知道，那是暴风雨前最后的宁静。朱可夫的铁拳，正在积蓄着力量。
而在南中国海，自从上个月汕头失陷后，我命令组织的敌后游-击战，也开始初见成效。余汉谋将军的电报里说，潮汕地区的日军，现在轻易不敢离开据点，他们的补给线，时常遭到我们游击队的破坏，已经出现了粮食和药品的短缺。这让我感到了一丝欣慰。这证明，我提出的“以空间换时间，将国土化为战场”的思路，是行之有效的。
七月的最后一天，我正在审阅薛岳呈报上来的湘北防御体系构筑方案。就在这时，林翰文拿着一份标有“绝密”字样的文件，脚步匆匆地走了进来。他的脸色，是我从未见过的苍白。
“次长……”他开口，声音竟然有些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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