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的山城，寒意已然刺骨。湿冷的江风穿过层层叠叠的吊脚楼，卷起漫天枯黄的落叶，给这座饱经忧患的战时首都，平添了几分萧瑟与肃杀。我的办公室里，炭盆里的火烧得正旺，不时发出轻微的“噼啪”声，但这温暖却丝毫无法驱散我心底的寒意。自那份来自“矢野”的绝密情报摆在我的案头，已经过去整整三天了。
“南进计划已定，目标，珍珠港。”
这短短的九个字，像九枚烧红的钢钉，深深地烙进了我的脑海。三天来，我几乎没有合眼，不眠不休地盯着墙上那幅巨大的太平洋地图。地图上，日本列岛像一只蛰伏的恶蝎，而夏威夷群岛的珍珠港，那个小小的蓝色圆点，此刻在我的眼中却仿佛一个即将喷发的火山口，蕴藏着足以颠覆整个世界格局的恐怖能量。
作为一名来自后世的穿越者，我知道珍珠港事件是必然会发生的。它是美国介入战争的导火索，是法西斯轴心走向灭亡的转折点。然而，当历史的洪流以如此具体、如此紧迫的方式呈现在我面前时，那种身临其境的震撼和随之而来的巨大责任感，几乎要将我的神经压垮。
我该怎么做？把这个情报直接交给美国人？这个念头第一时间就被我否决了。先不说他们会不会相信这份来自中国的、听上去如同天方夜谭的情报。即便他们信了，也必然会追问情报的来源。“矢野”是我们耗费了无数心血、牺牲了无数同志才深深楔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他的价值，在未来的战争中无可估量，绝不能因为一个尚在未来的事件而暴露。更何况，以美国人那种根深蒂固的傲慢，他们很可能会把这当成是中国为了拖他们下水而精心设计的骗局，反而会对我方产生极大的不信任和警惕。政治，远比单纯的军事要复杂得多。
那么，坐视不理，静待历史的发生？这同样是一种煎熬。我知道，在珍珠港的晨曦中，将有数千名美国士兵毫无防备地死去，太平洋舰队将遭受灭顶之灾。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这让我于心不忍。但从一个冷酷的战略决策者的角度，我却不得不承认，珍珠港的炮声，是中国抗战走向胜利所必需的晨钟。只有这记重锤，才能彻底砸醒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美梦，才能让这个沉睡的工业巨人，将它全部的战争潜力，毫无保留地投入到反法西斯的战场上来。
我的内心在天人交战。理智与情感，战略与道义，像两头猛兽在激烈地撕咬。我端起早已冰凉的茶杯，猛灌了一口。苦涩的茶水让我纷乱的思绪有了一丝清明。我意识到，我的身份不是救世主，不是和平主义者，我是在这片焦土上指挥着四万万同胞进行殊死抵抗的战争统帅。我的每一个决策，都必须且只能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为最高、也是唯一的准绳。
既然无法阻止，也无须阻止，那么，我能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份“先知”的情报，为中国谋取最大的利益。
我的目光从珍珠港，缓缓移向了西南，落在了法属印度支那，那个红色的危险箭头上。一个无比清晰的战略构想，在我脑中逐渐成型。如果说，日本人南进偷袭珍珠港是他们“国运相赌”的第一步，那么，我即将发动的“跨境攻势”，就将成为我们在这盘更大的棋局上，抢先落下的一枚至关重要的棋子。
我必须赶在日本席卷东南亚之前，先动手解决掉越南北部的日军，彻底稳固我的西南大后方，将滇缅公路这条生命线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此一来，当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全面参战时，中国将以一个稳定、安全、且拥有可靠国际补给线的姿态，成为美国在远东最值得信赖、也最必须倚重的盟友。届时，我们所能争取到的援助，所能获得的国际地位，将与被动等待截然不同。
想通了这一点，我心中最后的一丝犹豫也烟消云散。剩下的，就是如何将这个战略构想，转化为细致、周密、可执行的作战计划。
十一月的第一周，就在我这种极度耗费心神的高强度思索和推演中悄然度过。我召见了军统的负责人戴笠。戴笠还是那副不苟言笑的模样，一身笔挺的中山装，眼神像鹰隼一样锐利。他走进我的办公室，没有一句废话，只是静静地站在桌前，等候我的命令。
“雨农兄，”我示意他坐下，亲自给他倒了一杯茶，“我需要你帮我办一件极为机密，也极为棘手的事情。”
戴笠的身体微微前倾，做出了洗耳恭听的姿态。
“我需要你动用你在海外，尤其是在美国的情报网络，想一个万全之策，向美国海军的高层，传递一个模糊但足够引起他们警惕的警告。”我斟酌着词句，每一个字都说得极为缓慢，“这个警告的内容是：日本海军联合舰队，近期可能会有一次针对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史无前例的突袭行动。行动的规模和方式，将完全超乎想象。”
戴笠的瞳孔猛地一缩。他没有问我情报的来源，这是他作为一名优秀情报头子的职业素养。但他脸上的震惊，却无论如何也掩饰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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