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继续说道：“做这件事，有三个绝对不能违反的原则。第一，绝不能暴露任何情报来源，必须让美国人认为，这是他们自己的情报分析人员从某些蛛か马迹中得出的结论。第二，绝不能以任何官方或半官方的形式，这必须是一次完全的、非正式的、可否认的‘提醒’。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要的不是让他们完全相信，而是要在他心中埋下一颗怀疑的种子。这颗种子，在未来的某一天，会生根发芽，会让他们回想起今天的警告，这对我们战后的国际地位，至关重要。”
我给戴笠出的，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既要传递信息，又不能留下任何痕迹，还要恰到好处地控制对方的信任程度。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情报工作，而是一场精妙绝伦的心理博弈。
戴笠沉默了很久，他的大脑显然在高速运转，评估着这个任务的难度和风险。良久，他才缓缓开口，声音有些沙哑：“总长，雨农明白了。这件事，我会亲自去办。我考虑通过我们在檀香山的一个日裔情报员，以其向FBI提供日本侨民动态的名义，夹带私货，将一些关于日本海军异动的‘流言’，透露给他们。这样既符合他提供情报的惯例，又显得事出有因，不会引起过多的怀疑。”
我点了点头。戴笠的思路，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这的确是当前情况下，风险最小，也最可能实现我战略意图的方案。
“好，就这么办。记住，时机和分寸，由你全权把握。我只要结果。”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
“是，总长。”戴笠起身，向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转身离去，背影一如来时般沉默而坚决。
看着他消失在门口，我心中稍定。棋盘上的第一颗子，已经落下。接下来，就是我的主战场——军事部署。
时间进入十一月的第二周。重庆的天气愈发阴冷，但位于参谋本部地下的一个绝密作战室内，气氛却热烈如火。
这里，是“南疆计划”——也就是我所构想的“跨境攻势”的核心指挥部。巨大的沙盘上，越南北部的地形地貌被按照一比一千的比例，精确地复制了出来。从崎岖的安南山脉，到错综复杂的红河三角洲水网，每一座山丘，每一条河流，甚至每一个重要村镇，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我召集了此次行动的最高军事将领：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以及刚刚从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扩编而成的第一机械化军军长，邱清泉。这几位，都是我从全国上百位将领中，精挑细选出来的、最具攻击精神和战术素养的猛将。
张发奎沉稳老练，指挥过多次大规模会战，善于大兵团协同作战。薛岳则以凶悍着称，他的“天炉战法”在长沙打得日军闻风丧胆，是打硬仗、恶仗的不二人选。而邱清泉，这位被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将领，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真正精通装甲兵作战理论的专家，他麾下的第一机械化军，装备了我们从德国和苏联购买的全部精华，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是我们手中最锋利的一把战术尖刀。
“各位，”我站在沙盘前，用指挥棒指着越南境内的日军部署，“根据我们最新的情报，日军进驻越南北部的，是其第22师团，以及一个独立混成旅团，总兵力约三万五千人。目前，他们主力部署在河内、海防一线，呈守备姿态，其前锋部队，已经推进到了谅山、高平一带，对我国广西边境，形成了直接威胁。”
“我们的计划，不是被动防御，而是主动出击！”我的声音在密闭的作战室里回荡，“我决定，集中第四战区、第九战区的四个精锐军，加上邱清泉的第一机械化军，总计十五万人的兵力，以泰山压顶之势，从广西的凭祥、龙州两个方向，同时发动攻击，目标，就是在日军立足未稳之际，将其第22师团，彻底、完全、干净地歼灭在红河三角洲！”
我的话音刚落，作战室里顿时响起一阵倒吸冷气的声音。十五万大军，跨境作战，歼灭日军一个常设师团，这个计划的胆魄和规模，已经超出了在场所有人的想象。
“总长，兵力上我们占绝对优势，这一点没有问题。”一向沉稳的张发奎首先开口，他指着沙盘上的补给线，“但越南北部，山高林密，道路稀少，我大军深入之后，后勤补给将是天大的难题。一旦被日军切断后路，后果不堪设想。”
“向华兄（张发奎字向华）的顾虑，很有道理。”薛岳跟着说道，他这个“老虎仔”虽然打仗勇猛，但并不鲁莽，“而且，我军的炮火和空中力量，与日军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在异国他乡，没有民众基础，一旦陷入僵持，对我们极为不利。”
邱清泉扶了扶他的金丝眼镜，他的发言则充满了技术性：“总长，我的战车部队，在红河平原上可以发挥威力。但在谅山、高平一带的喀斯特山区，坦克几乎寸步难行，很容易成为日军反坦克炮的活靶子。步坦协同，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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