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提出的问题，都切中了要害。这些天来，这些问题也同样在我的脑海中反复盘旋。
我示意他们稍安勿躁，然后拿起指挥棒，在沙盘上一一指点，将我早已深思熟虑的解决方案，娓娓道来。
“第一，后勤问题。”我看向张发奎，“我已经命令后勤总部，不惜一切代价，将滇缅公路运回来的第一批美援物资，包括十万加仑的汽油和五百辆十轮卡车，全部优先调拨给你们。同时，我已经和龙云主席达成协议，动员云南和广西两省的民夫，组成十万人的支援部队，用人力、畜力，沿着我们勘定的山间小路，随军输送弹药和粮食。我们的现代运输和传统运输，双管齐下，必须确保前线部队至少半个月的作战所需。”
“第二，火力与制空权问题。”我转向薛岳，“伯陵兄（薛岳字伯陵），我承认，我们的炮火不如日军。所以，我们不能和他们打阵地战。我要的是速度！是穿插！是分割包围！我要你们的部队，像无数把尖刀，绕开日军的坚固据点，直插他们的心脏。至于空中，我已经命令航空委员会的周至柔，将我们仅有的三个P-40战斗机中队，全部秘密转场至南宁机场。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在战役发起的第一天，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谅山和河内上空的制空权！哪怕是把飞机都打光了，也在所不惜！”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战术问题。”我的目光最终落在了邱清泉身上，“清泉，你的机械化军，是这次战役的胜负手。我不要你把坦克当成移动堡垒，去啃那些难啃的山头。你的任务，是跟随主力步兵，一旦步兵在正面撕开一个口子，你的坦克集群，就要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立刻、马上、毫不犹豫地插进去！沿着公路，直扑河内！我给你授权，在战役期间，你可以不必理会两翼的敌人，你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日军第22师团的司令部！擒贼先擒王，只要打掉了它的指挥中枢，剩下的日军，就是一群无头苍蝇。”
我的战术部署，大胆、冒险，甚至有些疯狂。它完全颠覆了以往那种按部就班、稳扎稳打的作战模式，将“闪电战”的精髓，发挥到了极致。作战室里的三位将领，都听得目瞪口呆，他们的呼吸不知不觉间都变得急促起来。他们从我的计划中，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令人血脉贲张的战争艺术。
“此役，我命名为‘屠龙’行动。”我最后总结道，“龙，指的就是盘踞在越南的日本第22师团。此战若胜，不仅能一举解除我西南边陲之患，更能向全世界宣告，中华民族，不但能在自己的国土上抵抗侵略，更有能力走出国门，主动清剿法西斯匪帮！这一战，将是我们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反攻的开始！”
我的话，像一团火焰，点燃了在场所有人心中的豪情。
“总长！我第九战区，愿为‘屠龙’先锋！”薛岳激动地满脸通红，第一个表态。
“第四战区，誓死完成任务！”张发奎也郑重地敬礼。
“第一机械化军，保证把军旗插上河内日军司令部！”邱清泉的眼中，闪烁着知识分子特有的、炽热的光芒。
看着他们昂扬的斗志，我点了点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有这样一群敢战、善战的将领，此役，我们便有了七成的胜算。
十一月的第三周，各项准备工作进入了最紧张的阶段。十几万大军，开始以演习、换防为名，悄无声息地向广西边境集结。无数的军火、粮草、药品，通过铁路和公路，源源不断地汇入前线。整个中国的西南，就像一张被缓缓拉开的巨弓，只待我一声令下，便要射出雷霆万钧之箭。
与此同时，国际上的风云变幻，也牵动着我的神经。十一月五日，美国总统大选结果传来，罗斯福史无前例地第三次当选总统。这个消息让我长舒了一口气。我知道，这意味着美国的援华政策，将得到延续和加强。
我抓住这个时机，约见了一位特殊的客人——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劳克林·柯里。柯里是一位经济学家，但更是罗斯福身边最重要的对华事务顾问。我们的会谈，在我的官邸进行，气氛友好而坦诚。
我首先对他转达了对罗斯福总统连任的祝贺，并感谢美国人民通过“联合援华会”等民间渠道，对中国抗战提供的无私帮助。然后，我话锋一转，切入了正题。
“柯里先生，随着滇缅公路的重开，我们看到了贵我两国合作的广阔前景。但是，我必须坦率地指出，目前通过滇缅公路运输的物资，对于支撑中国这个巨大的战场而言，还是杯水车薪。”我递给他一份文件，“这是我们急需的军用物资清单，包括重型火炮、坦克、战斗机以及相应的弹药和零件。我们希望，贵国能够通过‘租借法案’的形式，尽快满足我们的需求。”
柯里看着清单，眉头微蹙：“将军，我很理解您的急迫心情。但是您也知道，目前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依然很严重，而且欧洲的战事，也牵扯了我们大部分的精力。这份清单上的武器，恐怕……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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