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山城，雾气尚未完全散去，便被初夏的闷热驱逐得无影无踪。长江的水汽混杂着潮湿的泥土气息，从敞开的窗户钻进我位于参谋本部的办公室，黏在皮肤上，让人心烦意乱。
我叫韩夏，身份是参谋本部参谋次长。但在过去这几年，尤其是在这个平行宇宙的中国，我所扮演的角色，远比这个“次长”的头衔要沉重。我几乎掌握着这场全面战争的所有战略决策权，每一份作战计划的最终版本，都出自我的办公桌。这是一个不允许我失败的职位，因为我的背后，是四万万同胞。
桌上的电报纸堆积如山，一份来自缅甸的电报被压在最上面，时间戳是五月一日。
“曼德勒已失陷。”
短短五个字，却重如千钧。我盯着这五个字，许久没有动作。办公室里的自鸣钟敲响了下午三点，声音空洞而沉闷。
曼德勒的陷落，在我四月初的推演中已经是必然结局。英军的崩溃比预想的还要快，他们几乎是毫无战意地向印度方向全面溃退。而我们的远征军，特别是作为主力的杜聿明将军指挥的第五军，以及孙立人将军的新三十八师，在缺少侧翼掩护和空中支援的情况下，陷入了极端不利的境地。
日军第十五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这个在新加坡尝到了甜头的家伙，正指挥着他麾下的第三十三师团和第五十五师团，像贪婪的狼群一样，沿着伊洛瓦底江和铁路线疯狂北上。
“将军，”我的机要参谋陈平低声走了进来，他年轻的脸上带着与年龄不符的疲惫，“第三战区顾长官（顾祝同）的加密电报。他询问，关于‘雷霆’方案的最终启动时间。”
我将视线从缅甸地图上移开，转向办公室另一侧墙上悬挂的巨幅中国地图。我的目光锁定在浙江和江西交界处。
“雷霆”方案，是我在美国杜立特空袭（四月十八日）之后的第二天，便亲自拟定并下发的最高优先级的防御计划。
杜立特空袭，一次政治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的突袭。那十几架B-25轰炸机在东京投下的炸弹，对日本造成的物质损失微乎其微，但对其国民精神的打击却是毁灭性的。更重要的是，它彻底激怒了日本大本营。
我在空袭当晚，就召集了所有情报和作战部门的主管，进行了一次通宵推演。我的结论只有一个：日军会不惜一切代价，摧毁杜立特轰炸机队可能使用的，或者未来美军轰炸机可能降落的所有中国东南部机场。
这场报复性战役，将是残酷的、大规模的，并且会以最快的速度展开。
“告诉墨三（顾祝同的字），”我缓缓开口，声音有些沙哑，“日本人比我们想象的更有耐心，但这份耐心快要耗尽了。让他的部队检查所有预设阵地。重点是，所有机场的爆破准备工作，必须在五月十号前全部完成。特别是衢州、丽水和玉山机场。”
“是。”陈平顿了顿，又补充道，“将军，我们在杭州的潜伏人员报告，日军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的调动极其频繁。其麾下的第十五、第二十二、第一一六师团均已集结完毕，并且有大量的工兵和化学战部队配属。他们似乎在等待什么。”
“他们在等第十一军的配合。”我走到地图前，手指点在长江南岸的南昌和九江。“阿南惟几（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吃了大亏，他急需一场胜利来洗刷耻辱。这次浙赣战役，大本营给他的任务是从西向东，沿浙赣铁路推进，与泽田茂的第十三军在横峰或上饶会师，彻底打通浙赣线，摧毁沿线所有机场。”
我的手指沿着浙赣铁路缓慢滑动，这条铁路，即将成为一条血肉磨坊。
“命令第九战区薛长官（薛岳）。”我加重了语气，“他的‘天炉战法’在长沙打得很好，但这次不一样。阿南惟几的主攻方向是东面，不是北面。我需要他用至少两个军的兵力，佯攻南昌，袭扰九江，尽一切可能拖延第十一军的启动时间。为顾长官在东线的部署争取最后一周。”
“明白。”
陈平离开后，办公室再次陷入死寂。我揉了揉发痛的太阳穴。浙赣战役，是我主动为日军设下的一个“陷阱”，一个必须用空间和鲜血去填充的陷阱。我无法阻止他们占领机场，但我必须在他们占领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并让他们在占领之后，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后勤和治安的泥潭。
然而，我的思绪始终无法完全离开缅甸。
我抓起电话，接通了后方的通讯总台。“给我接缅甸战区前线指挥部，罗卓英将军或者杜聿明将军，任何一个能联系上的最高指挥官。”
“报告将军，”话务员的声音充满了杂音，“缅甸方向的无线电信号极其微弱，干扰非常严重。我们从昨天开始就无法联系上罗长官的指挥部。最后一次与第五军军部联系是今天凌晨四点，他们正在向北撤退，位置在……曼德勒以北约八十公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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