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山城终于透出了一丝秋意。
长江的洪峰已经退去，江岸上露出了湿漉漉的青色岩石。持续了整个夏天的闷热开始消散，清晨的薄雾带着凉意，从窗口钻进我位于参谋本部的办公室。我叫韩夏，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对我而言，这股凉意非但没有带来舒缓，反而像是一股寒流，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最严酷的冬天，以及1943年春天那场决定国运的血战。
九月底的那两封电报，此刻正并排压在我的办公桌玻璃板下。
一封来自东京，确认了“五号作战”（攻蜀）的批准，更重要的是，任命了冈村宁次（Okamura Yasuji）为新任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另一封来自印度兰姆伽（Ramgarh），报告了驻印军（X Force）第一期学员射击考核全优。
一封是史上最强的敌人，一封是我手中最利的剑。
冈村宁次。这个名字，如同巨石般压在我的心头。这不再是阿南惟几或畑俊六那样的对手。这是一个战略家，一个组织家，一个在中国战场上浸淫多年、手段最毒辣、心志最坚韧的敌人。他接任的不是第十一军，而是整个“中国派遣军”！
这意味着，“五号作战”的规模和决心，将远超我最初的预判。这将是一场倾尽日军在华力量的、真正的总决战。
而我的“天府”计划，也必须随之升级。
第一周。十月一日至十月七日。
十月一日，我没有理会任何节庆活动，而是在地下作战室，召集了参谋本部所有核心部门的负责人——作战、情报、后勤、军工、交通。
“诸位，”我站在巨大的四川沙盘前，神色是前所未有的严肃，“我们的敌人，换了。从今天起，你们必须忘记畑俊六，忘记阿南惟几。你们的脑子里，只能有‘冈村宁次’这四个字。”
作战室内的气氛瞬间凝固了。
“‘五号作战’，在冈村宁次的手里，将不再是一场简单的军事突进。”我拿起指挥杆，指向宜昌通往三峡的入口，“他不会像阿南惟几在浙赣那样，一条路猛冲。他会用他在华北的‘囚笼’战术，来对付我们的‘天府’防线。”
我的指挥杆在沙盘上移动，指向了石牌要塞南北两侧的广大山区——北面的大巴山余脉，南面的巫山山脉和鄂西山地。
“他会先‘清乡’。”我一字一句地说道，“在主力发动总攻之前，他会用至少三个月的时间，派出无数的‘扫荡’部队，反复梳理这些山区。他要摧毁我们的游击基地，抢光我们的粮食，杀光我们的兵源。他要把我们的‘固岸’（天府计划第三条）战术，变成无源之水。等他把我们的两翼山地彻底‘清’干净，变成无人区，他才会发动对石牌的正面总攻。”
“将军，”作战处长站了起来，“这……这不就是他在华北的‘治安强化’吗？那我们……”
“对。所以，我们的‘天府’计划，也要随之调整。”我看向后勤部长，“我原计划调拨两个‘要塞重炮团’，秘密运动到石牌。现在，我改变主意了。后勤部，你必须在十二月底之前，给我运过去……四个团。并且，我要将我们库存的所有美制155毫米榴弹炮，全部调拨给江防司令部。”
“四个团！”后勤部长大惊失色，“将军，这……这不可能！从山城到宜昌前线，水路尚在日军炮火威胁下，陆路崎岖。四百多门重炮……这……这怎么运？”
“我不管你怎么运。”我的声音没有一丝波澜，“用人抬，用马拖，哪怕是把炮拆成零件，你也得给我运到。冈村宁次在备战，我们也在备战。这场战争，在明年二月正式打响之前，首先是一场后勤战。谁的准备更充分，谁就能赢。”
“我再补充一点。”我转向情报部门，“‘绞杀’战术，必须升级。我九月下达的命令，是袭扰日军的后勤线。现在，我要你们不惜一切代价，发动所有在华中、华东的潜伏力量，目标只有一个：冈村宁次的指挥部和他本人。”
“将军，您是说……刺杀？”情报处长的眼睛亮了。
“不。”我摇了摇头，“冈村宁次这种人，身边防卫如铁桶。我要的，是‘情报绞杀’。他新官上任，必然要视察前线。他今天去了汉口，明天去了宜昌，他见了谁，说了什么，他的部队调动计划，他的物资囤积地点。我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知道。”
“我命令，将我们最精锐的三个情报组，立刻派往汉口。我要在冈村宁次的眼皮底下，装上我们的‘眼睛’和‘耳朵’。他要‘清’我的‘乡’，我就要掏他的‘心’。”
“是！”
十月六日。
“天府”计划的调整命令刚刚下发，第九战区薛岳（字伯陵）的电报就到了。
“……遵照将军九月‘绞杀’密令，我部突击队于十月四日夜，在湘北新墙河一线，成功伏击日军第十一军后勤补给线。经查，该批物资……极为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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