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的最后一天，我从恩施的严霜中飞回重庆，我带回的，不仅是方天那句“全军玉碎”的誓言，更是鄂西群山间那股刺骨的、凝结着死亡气息的寒意。我强迫自己在那架颠簸的C-47运输机上睡了三个小时，因为我知道，从踏入三月的第一天起，直到那场代号“コ号作战”的风暴落地，我可能再也不会有真正合眼的机会。
我，韩夏，作为参谋次长，这片土地的实际军事指挥者，已经将我最后的、最精锐的赌注，押在了那片名为“石牌”的江防要塞上。
三月的重庆，是用一种近乎怨毒的、缠绵的姿态，拒绝春天的到来。雾气和冷雨交织，把山城变成了一座浸泡在冰水里的牢笼。作战室里的炭火烧得再旺，也无法驱散那股从巨幅地图上渗透出来的、深入骨髓的阴寒。那幅地图，现在是我的整个世界，也是我的十字架。
二月下旬，冈村宁次在华北“以战养战”的报告，如同一个幽灵，盘旋在“コ号作战”的阴影之上。横山勇要打通我的“喉咙”，冈村宁次则在挖我的“胃”。我正面临一场双重的战略绞杀。而我，必须同时应对。
三月第一周：死寂中的饥饿
三月的第一周，是死一般的寂静。
横山勇的第十一军，在二月那场血腥的“江北歼灭战”之后，仿佛变成了一头吃饱了的巨兽，退回了宜昌、沙市、荆门一线的巢穴，开始“消化”。第六战区司令官孙连仲将军的电报，每天准时在清晨和傍晚送达，内容千篇一律：“当面之敌，蛰伏未动，仅有零星侦察。我部正加紧构筑工事。”
“蛰伏”，孙将军用了这个词。
我站在沙盘前，看着那些代表日军第十一军主力的红色三角旗，它们安静地插在预定的进攻出发阵地上，纹丝不动。
“总座，”我的作战处长老胡走过来，低声说，“孙将军似乎有些过于乐观了。他昨天的电报里，还在请求补充春季军服。他说……敌人可能被斯大林格勒和瓜岛的失败吓破了胆，‘コ号作战’也许会推迟，甚至取消。”
我慢慢地转过身，看着老胡。老胡是我最得力的助手，但他有时，还是会被表象迷惑。
“老胡，”我拿起桌上另一份文件，递给他，“你看看这个。”
这份文件，不是来自第六战区，甚至不是来自任何一个战区。这是一份由情报处刘子清汇总的、来自华北敌占区的“民生与物价”报告。
“‘北平，三月五日。黑市高粱米，价格较一月上涨两倍。’ ‘天津，三月六日。日军“配给所”外，民众通宵排队，一无所得。’ ‘保定，三月四日。日军“农事试验场”已下达强制种植命令，所有良田改种高产杂粮，收获后“统制”收购。’ ‘河南，豫北。饥荒已现。’……”
老胡的手，在读到最后一句时，开始微微颤抖。
“总座，这……”
“这就是横山勇‘蛰伏’的真相。”我走回地图前，目光却落在了遥远的华北。“老胡，你要记住，战争打到第五个年头，我们和日本人，拼的已经不仅仅是枪炮和意志。我们在拼‘粮食’。”
我的手指重重地敲在地图上的“华北平原”和“江汉平原”上。
“冈村宁次在华北的‘以战养战’，和横山勇在江北的‘扫荡’，本质上是同一件事：抢粮。他们要用中国的粮食，来喂养他们在中国和太平洋的侵略机器。他们要让我们，这几百万军队，这四万万同胞，在他们发动总攻之前，就先活活饿死。”
我深吸一口气，那股潮湿的空气仿佛带着铁锈味。
“横山勇的‘蛰伏’，不是在害怕。他是在等。” “等什么？” “等春小麦。等油菜籽。等江汉平原上最后一批作物的成熟。”我冷冷地说，“他要在五月，在‘コ号作战’发动的同时，完成一次最彻底的掠夺。他不但要占领我们的阵地，还要抢走我们的命根子。”
“所以，孙连仲的乐观，是致命的。他只看到了军事上的‘静’，却没看到敌人战略上的‘动’。”
我立刻抓起电话。“接情报处刘子清。”
“子清，”电话接通了，“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我要你把第二处的全部力量，从监视横山勇的军事调动，转向监视他的‘后勤’和‘经济’。”
“总座？”刘子清显然非常惊讶，在决战前夕转移情报重心，这是违背军事常识的。
“执行命令。”我不容置疑。“我不需要知道他今天哪个联队换了防。我要知道，他为‘コ号作战’准备了多少天的口粮？他征集了多少民夫和船只？他在宜昌和沙市的仓库里，堆积了多少吨大米和炮弹？我更要知道，冈村宁次在华北，三月份，到底抢走了我们多少粮食！”
“我需要数据。精确的数据。”我几乎是吼出了最后几个字。
挂断电话，作战室里一片死寂。
老胡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忧虑：“总座，您……您把冈村宁次看得比横山勇还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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