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四月的重庆，春雾尚未完全散尽，便被初夏的湿热紧紧包裹。空气黏稠得如同未干的浆糊，沉甸甸地压在山城的每一个角落。我站在参谋本部的巨幅作战地图前，办公室里的窗户大开着，但一丝风也没有。地图上，湖北西部的广袤区域，长江三峡的出口，洞庭湖的西岸，密密麻麻地插着代表我方和日军的各色小旗。
我的目光，已经在这片区域停留了太久。
担任参谋次长，以少将衔实际总揽全国军务以来，这是第六个年头。战争的残酷早已将我这个穿越者的灵魂打磨得坚硬如铁，但每一次大战在即，那种熟悉的、混杂着冰冷和燥热的压力，依旧会准时地从脊髓深处升起。
四月的第一周，我们就嗅到了不同寻常的气息。
“慈璋（韩夏字）。”我的情报署长温毓庆走了进来，他总是面色苍白，仿佛常年不见阳光，“日本第十一军的调动频率，超过了过去六个月的总和。”
温毓庆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干才，他的情报网络精细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我没有回头，依旧盯着地图：“横山勇（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的屁股，终于坐热了。”
横山勇，二月才接替冢田攻（冢田攻于去年底在安徽坠机身亡）出任第十一军司令官。这是个在诺门罕事件中吃过亏的家伙，但他的履历显示，此人极度好斗且精于策划。第十一军，这头盘踞在华中、直接威胁重庆咽喉的怪兽，换了一个更饥饿的主人。
“我们的情报显示，日军第十、第十三、第三十九师团，以及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正在频繁向宜昌、沙市一线集结。”温毓庆的声音很低，“他们的空军侦察，集中在两个区域：一是宜昌以西的长江南岸，直指石牌要塞；二是洞庭湖西岸，我第二十九集团军的防区。”
我伸出手，指节敲了敲地图上的宜昌。宜昌，这个三峡的东大门，在两年前被日军攻陷后，就成了插在我们胸口的一把刀。而石牌（地图上的一个点），则是守卫陪都的最后一道水上屏障。
“他想要石牌。”我喃喃自
语，“但他更想要洞庭湖的米。”
我太清楚了。一九四三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南洋的物资运输线被美军潜艇掐得奄奄一息。华中，这个富饶的“日本占领区”，成了他们最后的输血库。而鄂西，特别是洞庭湖周边的鱼米之乡，就是血库中的精华。
横山勇的这次行动，名义上可能是为了“摧毁我军的反攻基地”，但骨子里，就是一次彻头彻尾的“抢粮行动”。只是，一个师承德意志闪电战的日本陆军中将，他的“抢粮”，绝不会是小打小闹。
“命令。”我转过身，不再看地图，而是看着温毓庆，“第一，加密通报第六战区孙连仲司令长官，日军第十一军有重大图谋，目标可能是我长江防线及洞庭湖西岸产粮区。令其所部，立时进入一级战备。”
孙连仲，这位在台儿庄打出威名的老将，此刻正镇守着第六战区，承受着最直接的压力。
“第二。”我顿了顿，“调动江防军（总司令吴奇伟）的部署图来，我需要精确到每一个炮垒。另外，通知空军（我兼任着实际的空军指挥协调官），将我们仅有的那点侦察机，全部派往宜昌和沙市，我要知道横山勇的每一艘小火轮停在哪里。”
“慈璋，这会不会太早？”温毓庆有些犹豫，“孙长官的部队刚经过整补，战线太长，提前进入一级战备，消耗极大，而且容易引起日军警觉。”
“不早。”我摆摆手，“横山勇是新官上任。他急于立功，也急于向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司令官畑俊六）证明他的第十一军依旧是‘皇军之花’。他等不了。四月，谷物尚未成熟，但正是青黄不接、我军粮秣最紧张的时候。他要打，就会选择这个月。”
我的心理很清楚，我面对的不是历史上那个被动挨打的局面。我是指挥者，我必须预判。我的预判是，横山勇在玩一个时间差。他认为我们觉得他会在五月稻谷成熟时动手，所以他偏偏会选择四月，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同时摧毁我们的夏收潜力。
第一周，就在这种高度紧张的戒备中度过。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和江防军（总司令吴奇Wěi）的电报雪片般飞来。孙连仲的电报言辞恳切，他麾下的第十集团军（王敬久）、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后由欧震接任）、第三十三集团军（冯治安），以及直属的几个军，防线绵延数百里，从长江北岸到洞庭湖畔，处处是弱点。
“兵力不足，火力奇缺。”孙连仲的电报总结道，“若敌多路来犯，湖防、江防难以兼顾。”
我看着电报，久久不语。孙连仲说的是实话。我的指尖划过地图，划过湖南境内。那里，驻扎着我的两张王牌：第七十四军（王耀武）和第十八军（方天）。
这是我手中最精锐的机动兵力，也是拱卫陪都的最后屏障。动，还是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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