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八月。
重庆的酷暑，是这个时空里最残酷的刑罚之一。太阳像一团融化的白铁，倒悬在灰蒙蒙的天空上。空气中弥漫的，是长江的潮气、山城的雾气、数百万人的汗气，以及永不熄灭的煤炉烟气。这一切混合在一起，凝结成一种粘稠的、令人窒息的胶质，包裹着这座战时陪都。
我的参谋本部作战室，虽然深藏于地下，也仅仅是隔绝了阳光，却无法隔绝那种深入骨髓的闷热。巨大的铜制吊扇有气无力地转动着，吹出的风也是热的。我的少将制服，早已被汗水浸透了无数次，领口的风纪扣解开了，这是我在下属面前唯一的“失态”。
我的全部心神，都钉死在面前那副巨大的湖南北部沙盘上。
七月的最后一天，戴维斯上校带来的那个消息——“常德，会是一座毒气之城”——如同一个诅咒，在我脑海中盘旋不去。八月的每一天，都是从这个诅咒开始的。
八月的第一周，是与时间的赛跑，也是与恐惧的对峙。
我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戴维斯承诺的那十万具防毒面具，在八月十五日之前，一具不少地抵达常德。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后勤问题，这是一场跨越战区的政治、军事和运输的复杂博弈。
“慈璋。”后勤署的负责人，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将军，擦着汗走进了我的办公室，“美方同意调拨了。但是……运力。驼峰航线的运力，要优先供给昆明的航空队和滇西的Y部队。他们说，常德……只能‘排队’。”
“排队？”我从沙盘前抬起头，眼睛里的血丝让我的目光显得有些骇人，“等到常德的八千将士化为白骨，等到横山勇的毒气飘过沅水，他们就排到了吗？”
老将军被我的气势所慑，呐呐不敢言。
我没有再对他发火。我抓起电话，直接要通了美军顾问团戴维斯的专线。
“上校。”我的声音不带一丝温度，“我不管你们的B-29和P-40有多么金贵。我只要你记住一件事。如果八月十五日，常德的仓库里没有十万具防毒面具，我韩夏，会立刻下令，截停所有经由湘西、川东，运往昆明的美军物资。你们可以试试，是你们的飞机先飞起来，还是我的人先把公路挖断。”
“将军！你这是在威胁盟军！”戴维斯在电话那头惊呼。
“我是在拯救我的士兵。”我一字一顿地说道，“上校，横山勇的毒气罐，可不会‘排队’。你还有十四天。”
我挂断了电话。我知道这种“勒索”的后果，它会让我和史迪威那帮人的关系降到冰点。但此刻，我不在乎。八千条性命，比我个人的政治前途，重要一万倍。
与此同时，常德的报告，通过王耀武的加密电台，源源不断地送来。
余程万，这位第七十四军五十七师的师长，是一个坚毅而沉默的军人。他正按照我提供的、超越这个时代的防御图纸，将常德，这座湘北古城，变成一具钢铁的刺猬。
“慈璋兄。”王耀武的电文转述着余程万的进展，“常德城防，已按公图，划分‘核心阵地’与‘外围阵地’。全城街道，皆已筑垒。重要街口，均设‘反坦克拒马’及‘交叉火力点’。沅水沿岸，已布设水下障碍，并备足火油。城墙内侧，尽数挖掘交通壕，可确保部队在城墙被毁后，依旧能通过地道，进入城内各处主碉堡群。”
“唯……”电报的最后，总有一个“唯”字。
“唯水泥、钢筋奇缺。美方允诺之物资，尚未足额。弟兄们只能挖掘红土，以糯米汁混合石灰，加固工事。此等工事，恐难当敌军重炮。另，全城百姓，已奉次长之命，疏散大半。然仍有故土难离者，约万余。余师长已下令，战时，许百姓入我军挖掘之防空洞。然……若战事酷烈，玉石俱焚，程万唯有死而已。”
我捏着电文，心中一阵刺痛。疏散百姓，是我下的死命令。我知道，历史上的常德会战，数万百姓被困城中，死伤惨重。我必须避免这一点。但余程万的电报，也让我明白，战争，永远没有“完美”的准备。
我强迫自己冷酷下来。我给王耀武的回电，只有一句话：“告诉余程万，水泥和钢筋，会和防毒面具，在同一架飞机上。让他告诉那八千虎贲，他们不是在守一座城，他们是在守住这个国家的最后一口气。”
第一周，就在这种对物资的极度渴求，和对敌人毒气的极度恐惧中，煎熬而过。
八月的第二周，我的注意力，被迫从常德，转向了两个同样重要的地方：一个是西面的雪峰山，另一个，是南面的第九战区长官部。
方天的第十八军，我的“锤子”，已经秘密潜入了湘西的雪峰山脉。那里，是真正的穷山恶水。
“慈璋。”温毓庆送来了一份用特殊药水浸泡过的密信。这是方天派人，徒步穿越了数百里山路，送出来的。
信上的字不多，但每一个字，都仿佛带着山里的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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