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九月，重庆的秋老虎依然肆虐，但夜晚的江风中已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凉意。这凉意不仅来自季节的更替，更来自南方战局的崩坏。衡阳的陷落像一块巨石投进了我们的胸膛，激起的涟漪至今未平，而新的惊涛骇浪已在广西的门户之外蓄势待发。
作为参谋次长，我站在悬崖边上。我的左手握着滇西的捷报，右手却捏着桂柳的急电。这种分裂的痛楚，让我在每一个深夜都无法安眠。
九月的第一周，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怒江以西的那座大山上。松山，这座卡在滇缅公路咽喉处的堡垒，已经吞噬了我们太多的鲜血。
九月一日，针对松山子高地的最后爆破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宋希濂的第十一集团军工兵部队，像一群沉默的穿山甲，在日军的脚底下挖掘着死亡通道。前线发回的报告说，日军似乎察觉到了地下的异响，他们疯狂地向坑道口投掷毒气弹和燃烧瓶，试图阻止死神的降临。
我在电话里给前线指挥官下达了死命令。我说，不管死多少人，坑道必须挖通。哪怕用牙齿啃，也要把炸药送到日本人的屁股底下。这不是一座山的问题，这是国运的问题。
九月五日，坑道完工。整整三吨TNT炸药被填入子高地下方的药室。
九月七日，这是注定要载入史册的一天。上午九时，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松山主峰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抛向了天空。烟尘遮蔽了太阳，日军坚不可摧的堡垒瞬间化为齑粉。
我们的冲锋号吹响了。第八军的突击队员们，像复仇的火焰一样涌上了还在冒烟的山头。残存的日军从地洞里爬出来，发疯似的反扑，双方在焦土上展开了最后的肉搏。
刘斐冲进我的办公室，手里挥舞着电报，声音都在颤抖。次长，松山拿下来了。哪怕是日本人自诩为东方直布罗陀的要塞，也被我们踩在脚下了。全歼日军拉孟守备队一千二百人，这是真正的全歼，连一个活口都没留。
我看着窗外，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浊气。松山大捷，意味着滇缅公路的咽喉被彻底打通，我们的运输车队很快就能源源不断地将美援物资运进国内。这是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了这么久，终于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
然而，欢庆的锣鼓声还没停歇，九月的第二周，广西的警报声就刺破了耳膜。
日军第十一军在攻占衡阳后，并没有停下脚步。那个狡猾而凶残的横山勇，稍作休整便挥师南下，兵锋直指全州。全州是广西的北大门，一旦失守，桂林就将直接暴露在日军的炮口之下。
九月十日，我紧急飞往柳州，与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会面。柳州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末日般的恐慌。街道上挤满了从湖南和桂林逃难而来的百姓，孩子的哭声和汽车的喇叭声交织在一起，令人心烦意乱。
张发奎显得苍老了许多。他指着地图对我说，次长，我的兵力太分散了。广东方向的日军第二十三军也在西进，企图与横山勇会师，对我实施钳形攻势。我既要防北面，又要防东面，手里的部队大多是战斗力不强的粤军，怎么守。
我看着地图上那两个巨大的黑色箭头，心中明白张发奎的困境。但我不能表现出丝毫的软弱。我拍着桌子说，守不住也要守。全州地形险要，你有第九十三军在手，依托黄沙河防线，至少要给我顶半个月。桂林的防御工事还没修好，疏散工作也没完成，你必须争取时间。
然而，战局的发展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九月十三日，日军第十一军以三个师团的兵力，向全州发动了猛烈攻击。我们的守军第九十三军，因为指挥混乱，竟然在日军的虚张声势下，误以为被包围，仓皇撤退。
九月十四日，全州失守。广西的大门就这样被轻易地踢开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在柳州的行辕里气得摔碎了茶杯。这是犯罪。全州有着坚固的国防工事，甚至比衡阳还要坚固，却在短短几天内易手。我立刻下令枪毙了那个擅自撤退的团长，但失去的阵地已经无法挽回。
就在广西局势糜烂的同时，九月的第三周，滇西战场再次传来了捷报，稍微冲淡了南方的阴霾。
九月十四日，也就是全州失守的同一天，腾冲光复。
腾冲之战的惨烈程度，丝毫不亚于松山。这座古老的石头城，被日军改造成了一座巨大的堡垒。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在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配合下，炸开了城墙。
霍华德准将向我描述了当时的场景。他说，这是他见过的最残酷的巷战。每一栋房子，每一条街道，都要经过反复的争夺。日本人躲在民房里，透过射击孔射杀我们的士兵。我们的军队不得不把每一座房子都炸平，才能前进一步。这叫焦土战术，腾冲城几乎被夷为平地。
我看着腾冲战役的伤亡报告，远征军伤亡一万八千余人，全歼日军六千余人。这是一比三的战损比。我们是用年轻士兵的血肉，硬生生地磨掉了日本人的精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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