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冲的光复，意味着怒江以西的大片国土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是抗战以来，我们第一次收复既得战略要地，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我在重庆发表了广播讲话，我说，腾冲的石头是硬的，但中国人的骨头更硬。
然而，胜利的喜悦是短暂的。九月的第四周，桂柳会战的阴云已经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九月二十日，日军第十一军突破全州后，如入无人之境，迅速向桂林推进。与此同时，日军第二十三军也攻占了梧州，沿着西江向柳州逼近。
这是一个巨大的钳形攻势。岗村宁次的胃口很大，他想把我们的第四战区主力一口吃掉，彻底打通通往越南的交通线。
我回到重庆，面对的是一片混乱的局面。各方势力都在为桂林的防守问题争吵不休。有人主张死守，有人主张放弃桂林退守贵州。
我在参谋本部的会议上力排众议。我说，桂林不能不守。桂林有美军的空军基地，有大量的战略物资，更有国际观瞻。如果我们在广西一枪不放就跑，美国人会怎么看我们。
我下令，任命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淞为桂林城防司令，率领第三十一军和第四十六军的一个师，共计两万余人，死守桂林。
我对韦云淞说，我不指望你能像方先觉那样守四十七天，但你至少要给我守三个月。桂林的岩溶地貌，到处都是天然的防空洞和机枪阵地，是天赐的防御良港。日本人要啃下桂林，得崩掉满嘴牙。
九月二十五日，桂林开始实行焦土政策。
这是我最不忍心看到的一幕。为了不给日军留下任何可用的设施，我们不得不亲手烧毁这座风景如画的城市。桂林火车站、发电厂、以及无数的民房，在冲天的大火中化为灰烬。
数以万计的难民，拖家带口，沿着黔桂铁路向贵州方向逃亡。火车的顶棚上、车厢底下，甚至车头的煤水车上，都挤满了人。不时有人因为体力不支掉下车去，瞬间被车轮碾碎。
我站在重庆的地图前，看着那条代表难民潮的黑色虚线，心如刀绞。这就是战争的代价。我们不仅在消耗士兵的生命，也在消耗这个民族的元气。
九月二十八日，日军前锋逼近桂林外围的兴安。
我接到了来自延安的通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攻势虽然牵制了一部分日军，但岗村宁次显然是铁了心要先解决南方问题。他在华北采取了收缩防守的策略，把所有的机动兵力都抽调到了南线。
这意味着，我们在桂柳即将面临的，是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最疯狂的一击。
九月三十日，这个月的最后一天。
我独自一人坐在办公室里，窗外下起了秋雨。这场雨，比六月的那场梅雨更加寒冷，更加透彻骨髓。
桌上放着两份电报。左边是腾冲和松山的捷报，那里虽然满目疮痍，但毕竟插上了我们的国旗。右边是桂林和柳州的告急文书，那里即将成为新的绞肉机。
我点燃了一根烟，看着烟雾在灯光下缭绕。我想起了方先觉，想起了武庭麟，想起了那些在这一年里为了国家流尽鲜血的人。
我知道，接下来的十月，将会更加艰难。桂林保卫战将在绝望中打响，而我们将再次面临生与死的考验。
但我没有退路。只要重庆还在，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必须指挥这场战争打下去。
窗外的雨声越来越大，像是在冲刷着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我掐灭了烟头，眼神重新变得冷峻。
来吧，岗村宁次。我们在桂林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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