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重庆的雾气已经浓得化不开,仿佛是千万冤魂凝聚而成的白色屏障,试图遮挡住即将到来的厄运。嘉陵江的水位枯竭,露出大片青黑色的河滩,像极了这具庞大帝国干瘪的血管。寒风从西伯利亚长驱直入,越过秦岭,狠狠地抽打着这座战时陪都脆弱的神经。
作为参谋本部参谋次长,我坐在这间弥漫着陈旧纸张和劣质烟草味道的办公室里,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守着即将熄灭烛火的老僧。我的面前摆放着那个巨大的沙盘,上面的红蓝旗帜犬牙交错,但代表日军的蓝色箭头已经汇聚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正对着广西的桂林和柳州咆哮而来。
十一月的第一周,地狱的大门在桂林缓缓打开。
十一月一日,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这个像狼一样贪婪的指挥官,下达了对桂林的总攻命令。日军第58师团、第40师团和第13师团,在数十架轰炸机的掩护下,从北、东、西三个方向同时向桂林城垣发起了排山倒海般的攻击。
电话铃声在深夜里显得格外刺耳。那是桂林城防司令韦云淞打来的。电话线里的杂音很大,背景是连绵不断的爆炸声,震得我耳膜生疼。韦云淞的声音听起来已经不再像是一个统领几万大军的将军,而像是一个被困在着火房子里的绝望老人。
他告诉我,日军使用了大量的燃烧弹和毒气弹。桂林城外的防御工事虽然依托山岩修筑,但在日军这种毁灭性的火力覆盖下,正在逐个瓦解。屏风山、猫儿山这些外围据点,已经变成了绞肉机。我们的士兵躲在岩洞里,被日军的喷火器活活烧死,或者被毒气熏得窒息而亡。
我握着话筒的手指关节泛白,指甲深深地嵌入了掌心。我问他,第31军和第46军的情况如何。韦云淞沉默了片刻,然后带着哭腔说,第31军军长贺维珍还在前线督战,但伤亡已经超过了半数。第46军的一个师在城北死守,已经打退了日军的五次冲锋,但弹药快要耗尽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我对他说,韦云淞,你听着。我知道这很难,但我现在给不了你一兵一卒的援军。你必须利用桂林的岩洞地形,和日本人打巷战,打游击。每一座山头,每一个岩洞,都要让日本人用血来换。你要给我守住桂林,哪怕变成废墟,也要守住。
挂断电话后,我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感。我知道,这道命令其实是让他们去送死。但我别无选择。如果桂林在这个时候崩溃,整个广西的防线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日军就会长驱直入,直逼贵州,威胁重庆。
十一月三日,桂林外围的战事进入了白热化。日军第58师团突破了北门外的防线,逼近了漓江。
这一天,美国顾问魏德迈将军来到了我的办公室。他穿着笔挺的军装,脸上带着那种美国人特有的自信和傲慢,但在看到地图上广西那片触目惊心的红色时,他的眉头也紧紧地皱了起来。
魏德迈指着地图上的柳州问我,韩将军,如果桂林守不住,柳州怎么办。柳州有巨大的美军空军基地,那里囤积着数千吨的航空燃油和炸弹。如果落入日本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我看着他,冷冷地说,我已经下令张发奎,一旦局势无法挽回,立即炸毁柳州机场和所有物资。我们实行焦土抗战,绝不给日本人留下一滴油,一颗炸弹。
魏德迈显得有些震惊,他也许无法理解这种自我毁灭式的决绝。但他没有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转身离去。我知道,他是在为那些即将化为灰烬的美援物资感到心痛,而我心痛的,是那些即将化为灰烬的中国士兵。
十一月五日,最惨烈的一幕发生了。
日军强攻桂林七星岩。那里是第31军的一个野战医院和指挥所,里面挤满了伤员和撤退下来的士兵,足足有八百多人。日军久攻不下,竟然惨无人道地向岩洞内释放了高浓度的毒气。
前线发回的电报只有短短的一行字:七星岩全员殉国,无一生还。
看着这份电报,我感觉心脏被人狠狠地捅了一刀。八百条人命,就这样在黑暗的岩洞里,在痛苦的抽搐中,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这不仅是战争,这是屠杀。
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一整天没有吃饭。刘斐在外面敲门,我让他滚。我需要一个人静一静,我需要消化这份巨大的悲痛和愤怒。
十一月七日,这一周的最后一天。日军完成了对桂林的最后合围。
桂林城内已经是一片火海。韦云淞发来了最后一封电报,只有四个字:职部绝笔。
十一月的第二周,崩溃如雪崩般降临。
十一月十日,桂林陷落。
韦云淞和贺维珍率领残部突围,在中途被日军冲散,生死不明。守城的两万将士,大部壮烈牺牲。桂林,这座山水甲天下的名城,此刻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坟墓。
然而,噩耗并没有就此止步。同一天,日军第13师团和第3师团,像两把尖刀,同时插向了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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