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上午十点，云城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办公室里，高剑盯着电脑屏幕，眉头紧锁。
屏幕上是公安内网的人口信息查询界面，“刘建国”这个名字在云城市有十七个同名者，年龄从二十五岁到七十五岁不等。
“高局，按年龄筛选吧。”小陈站在旁边建议，“何指挥长说这人是当年清江河项目的投诉人，那至少是四五年前的事了。当时能参与项目投标相关事务的，年龄应该在四十岁以上。”
高剑点头，将查询条件设置为“四十至七十岁”。结果缩减到八个。
“再筛，有建筑、工程相关背景的。”高剑说。
小陈快速操作，调出这八个人的职业信息。
其中三个是退休工人，两个是教师，一个是个体户，一个是街道办事员，最后一个是——退休前在“云城市建设咨询有限公司”工作，职务是“造价工程师”。
“这个。”高剑指着最后一条记录，“刘建国，六十二岁，2019年从建设咨询公司退休。退休前是造价工程师，正好对口。”
记录显示，刘建国的住址在云城老城区的“东风新村”，一个上世纪九十年代建成的单位宿舍区。
“高局，要直接上门吗？”小陈问。
高剑想了想：“先不着急。查一下这个刘建国的家庭成员、社会关系，还有没有其他关联信息。”
小陈敲击键盘，调出更详细的档案。
刘建国的儿子在深圳工作，女儿嫁到了省城，老伴去年因病去世，现在一个人独居。
社会关系简单，没有犯罪记录，也没有信访记录。
“看起来就是个普通退休老人。”小陈说。
“越普通，越可能说实话。”高剑站起身，“准备一下，我们下午去一趟。记住，便装，开民用牌照的车，态度要温和。”
下午两点半，一辆普通的灰色轿车停在东风新村门口。
小区很旧，六层楼的单元房外墙斑驳，电线在空中交错。
院子里有几个老人在下棋，几个孩子在玩耍。
高剑和小陈下车，按照地址找到三号楼二单元。
楼道里堆着杂物，光线昏暗。
他们上到五楼，敲响了502的房门。
等了大约半分钟，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张苍老但警惕的脸。“找谁？”
“请问是刘建国刘师傅吗？”高剑出示了工作证，但用手遮住了“公安局”几个字，“我们是市里项目检查组的，想找您了解一些情况。”
老人盯着工作证看了几秒，又打量了高剑和小陈一番，才慢慢打开门。“进来吧。”
屋里很简朴，老式家具，但收拾得很干净。
墙上挂着全家福，电视机旁边摆着几个奖杯和证书。
刘建国示意他们在沙发上坐下，自己搬了把椅子坐在对面。
“刘师傅，退休生活还习惯吧？”高剑开口，语气随意。
“还行，一个人清静。”刘建国说，声音有些沙哑，“你们想了解什么情况？”
高剑拿出笔记本，但没有立即记录。
“是这样，我们最近在梳理全市重大项目的管理情况，其中涉及清江河生态治理工程。
我们在档案里看到，当年这个项目的招标过程中，有人提出过投诉，投诉人就是您。”
刘建国的脸色明显变了。他低下头，手指无意识地搓着裤腿。
“刘师傅，您别紧张。”高剑语气温和，“我们不是来追究什么，只是想了解当时的情况。毕竟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们现在做的是总结经验、完善制度。”
刘建国沉默了很久，才抬起头：“都过去四五年了，还提它干什么？”
“因为历史经验对现在的工作有借鉴意义。”高剑说，“我们想知道，当年您是基于什么提出投诉的？投诉后，又是怎么处理的？”
老人叹了口气，起身从书柜底层翻出一个旧文件袋。
他走回沙发前，但没有立即打开文件袋。
“我干了一辈子造价，经手过上百个项目。”刘建国缓缓开口，“清江河项目三标段的招标，从一开始就不对劲。”
“怎么不对劲？”小陈问。
“首先，投标企业的资格预审就有问题。”刘建国说。
“按规定，这种规模的项目，投标企业必须有同类工程业绩。
但最后入围的五家里，有两家的业绩明显是凑数的，其中就包括最后中标的那个‘江河建设’。”
他从文件袋里抽出一份复印件：
“这是我当时留的底。‘江河建设’提供的业绩证明，有一个项目根本不存在，还有一个项目的合同金额被夸大了三倍。”
高剑接过复印件仔细看。
确实是当年投标文件的节选，上面有红笔标注的疑点。
“那您当时向谁反映了？”高剑问。
“我先向招标代理公司反映，他们说会核实。”刘建国苦笑，“结果三天后，有人给我打电话。”
“什么人？”
“说是市里某领导的秘书。”刘建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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