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上午十点,云城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办公室里,高剑盯着电脑屏幕,眉头紧锁。
屏幕上是公安内网的人口信息查询界面,“刘建国”这个名字在云城市有十七个同名者,年龄从二十五岁到七十五岁不等。
“高局,按年龄筛选吧。”小陈站在旁边建议,“何指挥长说这人是当年清江河项目的投诉人,那至少是四五年前的事了。当时能参与项目投标相关事务的,年龄应该在四十岁以上。”
高剑点头,将查询条件设置为“四十至七十岁”。结果缩减到八个。
“再筛,有建筑、工程相关背景的。”高剑说。
小陈快速操作,调出这八个人的职业信息。
其中三个是退休工人,两个是教师,一个是个体户,一个是街道办事员,最后一个是——退休前在“云城市建设咨询有限公司”工作,职务是“造价工程师”。
“这个。”高剑指着最后一条记录,“刘建国,六十二岁,2019年从建设咨询公司退休。退休前是造价工程师,正好对口。”
记录显示,刘建国的住址在云城老城区的“东风新村”,一个上世纪九十年代建成的单位宿舍区。
“高局,要直接上门吗?”小陈问。
高剑想了想:“先不着急。查一下这个刘建国的家庭成员、社会关系,还有没有其他关联信息。”
小陈敲击键盘,调出更详细的档案。
刘建国的儿子在深圳工作,女儿嫁到了省城,老伴去年因病去世,现在一个人独居。
社会关系简单,没有犯罪记录,也没有信访记录。
“看起来就是个普通退休老人。”小陈说。
“越普通,越可能说实话。”高剑站起身,“准备一下,我们下午去一趟。记住,便装,开民用牌照的车,态度要温和。”
下午两点半,一辆普通的灰色轿车停在东风新村门口。
小区很旧,六层楼的单元房外墙斑驳,电线在空中交错。
院子里有几个老人在下棋,几个孩子在玩耍。
高剑和小陈下车,按照地址找到三号楼二单元。
楼道里堆着杂物,光线昏暗。
他们上到五楼,敲响了502的房门。
等了大约半分钟,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张苍老但警惕的脸。“找谁?”
“请问是刘建国刘师傅吗?”高剑出示了工作证,但用手遮住了“公安局”几个字,“我们是市里项目检查组的,想找您了解一些情况。”
老人盯着工作证看了几秒,又打量了高剑和小陈一番,才慢慢打开门。“进来吧。”
屋里很简朴,老式家具,但收拾得很干净。
墙上挂着全家福,电视机旁边摆着几个奖杯和证书。
刘建国示意他们在沙发上坐下,自己搬了把椅子坐在对面。
“刘师傅,退休生活还习惯吧?”高剑开口,语气随意。
“还行,一个人清静。”刘建国说,声音有些沙哑,“你们想了解什么情况?”
高剑拿出笔记本,但没有立即记录。
“是这样,我们最近在梳理全市重大项目的管理情况,其中涉及清江河生态治理工程。
我们在档案里看到,当年这个项目的招标过程中,有人提出过投诉,投诉人就是您。”
刘建国的脸色明显变了。他低下头,手指无意识地搓着裤腿。
“刘师傅,您别紧张。”高剑语气温和,“我们不是来追究什么,只是想了解当时的情况。毕竟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们现在做的是总结经验、完善制度。”
刘建国沉默了很久,才抬起头:“都过去四五年了,还提它干什么?”
“因为历史经验对现在的工作有借鉴意义。”高剑说,“我们想知道,当年您是基于什么提出投诉的?投诉后,又是怎么处理的?”
老人叹了口气,起身从书柜底层翻出一个旧文件袋。
他走回沙发前,但没有立即打开文件袋。
“我干了一辈子造价,经手过上百个项目。”刘建国缓缓开口,“清江河项目三标段的招标,从一开始就不对劲。”
“怎么不对劲?”小陈问。
“首先,投标企业的资格预审就有问题。”刘建国说。
“按规定,这种规模的项目,投标企业必须有同类工程业绩。
但最后入围的五家里,有两家的业绩明显是凑数的,其中就包括最后中标的那个‘江河建设’。”
他从文件袋里抽出一份复印件:
“这是我当时留的底。‘江河建设’提供的业绩证明,有一个项目根本不存在,还有一个项目的合同金额被夸大了三倍。”
高剑接过复印件仔细看。
确实是当年投标文件的节选,上面有红笔标注的疑点。
“那您当时向谁反映了?”高剑问。
“我先向招标代理公司反映,他们说会核实。”刘建国苦笑,“结果三天后,有人给我打电话。”
“什么人?”
“说是市里某领导的秘书。”刘建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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