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后有一个小时的自由交流时间。何尘没有休息，而是独自在园区里走走。他拐进一条支路，看到几栋厂房外墙已经斑驳，窗户破碎，明显废弃很久了。但就在这些厂房旁边，新的工地正在施工，塔吊转动，机器轰鸣。
“一边是土地闲置、厂房废弃，一边是不断扩张、新建项目。”何尘自言自语，“这效率……”
“何市长也发现了？”身后传来声音。
何尘回头，是张明——那位省财政厅的副厅长。
“张厅长。”何尘打招呼。
张明走过来，和他并肩看着那片废弃厂房：“我每年都来这个开发区调研，每次来都有新变化，但老问题一直没解决。”
“您指的老问题是……”
“土地利用效率低，企业质量参差不齐，政策依赖严重。”张明说得直接，“你看那些世界500强企业，很多只是在这里设个办事处或者区域总部，真正的生产和研发并不在这里。但算产值和税收时，都算在开发区头上。”
何尘点点头。这正是他上午感受到的。
“更严重的是，”张明压低声音，“有些企业享受了土地、税收、补贴等各种优惠，但几年下来，承诺的投资和就业都没兑现。开发区碍于面子，也不去追究。”
“为什么不去追究？”何尘问。
“一是怕影响政绩考核，二是怕吓跑其他投资者，三是……”张明顿了顿，“有些企业背景不简单，动不了。”
何尘想起星海国际。这家公司在云城的投资，是不是也享受了超常优惠？承诺兑现了吗？
下午的研讨会上，学员们交流考察感受。大多数人都称赞开发区“规模大、档次高、前景好”，只有少数人提出了疑问。
轮到何尘发言时，他斟酌着措辞：“今天参观收获很大，开发区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我也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追求的发展，到底是数量还是质量？是速度还是效益？”
教室里安静下来。
“我举个例子，”何尘继续说，“上午我们看到一些企业生产线开工不足，一些孵化器办公室空置。如果只是为了数字好看而引进企业、建设平台，那这样的发展可持续吗？”
刘洋的脸色有些尴尬。跟班的党校老师示意何尘继续。
“我觉得，高质量发展应该有几个标志：一是资源利用效率高，不能一边土地闲置一边还在扩张；二是企业有真实竞争力，不是靠政策养活；三是创新有实际成果，不是挂牌应付。”何尘说得很平和，但每句话都切中要害。
“那何市长认为应该怎么做？”有学员问。
“首先，要改变评价标准。”何尘回答，“不能只看GDP、税收这些总量指标，要看单位土地产出、看企业研发投入占比、看科技成果转化率。其次，要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对长期不达标的企业和项目，该清退就清退。最后，政府要转型，从‘招商引资’转向‘选商育商’，精准服务真正有潜力的企业。”
发言引起了热烈讨论。有人赞同，认为何尘说到了痛点；有人质疑，觉得这样会打击地方积极性；还有人打圆场，说“发展阶段不同，模式也不同”。
何尘没有争辩，只是认真听着各种观点。他注意到，孙涛这次没有发言，一直低头记笔记。
晚上回到党校，何尘在自习室撰写调研报告。他决定如实写出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包括那些问题和建议。宋静宜过来找他时，他刚写完初稿。
“看看，提提意见。”何尘把稿子递给她。
宋静宜仔细看完，沉思片刻：“写得很扎实，问题抓得准，建议也有操作性。但是……”她顿了顿，“会不会太直接了？这个开发区是省里的样板，你指出了这么多问题，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你在挑刺。”
“我知道。”何尘点头，“但如果不直说，实地教学的意义在哪里？难道只是为了走个过场，大家说几句好话？”
“我不是这个意思。”宋静宜握住他的手，“我是说，表达的方式可以更讲究一些。比如，先肯定成绩，再指出问题；多用‘我们’少用‘你们’；把建议包装成‘探讨’而不是‘批评’。”
何尘想了想：“你说得对。我改改。”
“还有，”宋静宜补充，“我下午参观社区党建，也发现类似问题。展板做得很漂亮，活动记录很完整，但问几个具体问题，社区干部就答不上来了。形式主义，哪里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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