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立政府的步步紧逼，如同冰水浇头，让李金唐从依靠军政府庇护的迷梦中彻底惊醒。过去，他以为凭借剿匪的功绩、上缴的税款和带动地方经济的贡献，足以换取一片生存发展的空间。然而，沙立用冷酷的现实告诉他，在至高无上的权力面前，所有这些都不过是随时可以被收回的赏赐，甚至是催命符。
“依附，永远只能仰人鼻息，生死操于他人之手。”深夜，李金唐独自站在新唐村指挥所的顶层，眺望着远方黑暗中隐约起伏的山峦轮廓，心中翻腾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清晰念头：“要想真正掌控自己乃至整个团体的命运，就必须夺取更高的权力，掌握制定规则的话语权！”
这是一种权力的觉醒，是野心在绝境中的必然滋长，也是生存本能驱动的战略升华。他不再满足于做一个富可敌国的商人，或是一个拥兵自重的豪强。他要涉足暹罗政治的核心场域，在那里培植自己的势力，撬动这个国家的权力格局。
他将苏望海、周明海等核心智囊召集起来，召开了一次决定未来走向的秘密会议。
“以往，我们专注于商业与军事，以为此二者是立身之本。现在看来，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李金唐的声音沉稳，却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商业是血液，军事是骨骼，但**政治，才是支配这一切的大脑和神经。** 沙立可以一纸命令就让我们的边境驻军权名存实亡，可以随意查封我们的仓库，根源就在于他掌握了政治权力。我们不能再被动挨打，必须主动布局，在曼谷，在更广阔的政治舞台上，落下我们的棋子。”
苏望海深以为然：“社长所言极是。沙立政权看似稳固，但其军事独裁的本质，内部必然存在诸多不满。前朝遗老、被边缘化的王室力量、以及他军中的潜在竞争者，都是我们可以借力的对象。”
周明海也从经济角度补充：“我们的财富，不应该只用于购买机器和武器，更应该用于投资‘政治资产’。资助对我们友好的政治人物，其长期回报，可能远超任何一桩生意。”
方针既定，一场隐秘而精密的政洽布局，如同暗流般在暹罗的土地下悄然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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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资于“人”：编织权力网络**
李金唐政治布局的第一步，是筛选和投资“人”。他动用了“泰国华人联合会”庞大而灵敏的商业情报网络，结合周明海在曼谷金融界建立的关系，开始系统性地搜集和分析暹罗政坛各类人物的信息。
他们的目标并非沙立核心圈的那些铁杆将领——那些人利益绑定太深，难以撼动——而是将目光投向了以下几类人：
1. **失意的前朝文官和贵族：** 他们在沙立的军事政变中失去了权力，心怀怨恨，拥有传统的人脉和声望，却缺乏资金支持。
2. **在沙立体系内受到排挤、或有自己野心的中生代军官、技术官僚：** 他们渴望上升通道，对沙立的某些政策未必完全认同。
3. **正在崛起、有潜力的地方议员和部分寻求连任的国会议员：** 他们需要竞选资金和基层动员能力，容易建立利益交换关系。
李金唐亲自审定了第一批资助名单。他行事极为谨慎，资金的流动通过设在香港、新加坡的离岸公司，以及曼谷多家看似毫无关联的商行进行多层流转，最终以“政治献金”、“商业赞助”、“文化项目捐赠”等合法或灰色的名义，送到目标人物手中。金额根据其潜力和价值从数万到数十万泰铢不等。
与此同时，他授意曼谷办公室的负责人，以“李金唐先生私人代表”的身份，开始与这些人物进行“非正式”接触。会谈地点往往选在私人俱乐部、高级餐厅的隐秘包间，或是香火冷清的寺庙。谈话内容从不涉及具体的政治交易，更多的是表达李金唐对暹罗未来发展的“关切”，对某些有识之士“理念”的欣赏，以及“华人联合会”愿意为国家的繁荣稳定“贡献力量”的意愿。
这种“只谈风月，不论国事”的方式，既安全，又有效地传递了善意和支持的信号。很快，一些嗅觉敏锐的政治人物开始意识到，在东南方，出现了一位实力雄厚且“乐善好施”的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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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扎根于“民”：塑造公共形象**
在与沙立政府对抗的过程中，李金唐深知舆论和民心的向背至关重要。沙立可以掌控官方喉舌，但他无法完全封锁民间的声音。因此，他的第二步棋，是大力投身社会公益事业，系统地塑造和提升个人及“华人联合会”的公共形象。
他成立了“金唐基金会”，以规范化的模式运作慈善事业。基金会的款项，不再像过去那样零散投放，而是有选择、有重点地使用：
* **教育领域：** 他出资在达叻府、尖竹汶府等控制力较强的地区，兴建了五所“金唐小学”，并设立专项奖学金，资助贫困家庭的优秀子弟（无论华人还是泰人）前往曼谷甚至海外求学。每一所学校的奠基和落成典礼，都成为当地的一大盛事，李金唐亲民、重视教育的形象通过地方报纸和口耳相传扩散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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