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唐与沙立政府的对峙，如同绷紧的弓弦，似乎下一刻就要断裂，引发一场毁灭性的内斗。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遥远国际舞台上的风云变幻，却为这场僵局投下了一枚意想不到的棋子，悄然改变了暹罗国内的力量平衡。
印度支那半岛的局势急转直下。法国殖民军在莫边府遭遇了灾难性的失败，标志着法国在印度支那殖民统治的根基已经动摇。随之而来的日内瓦会议，虽然暂时划分了南北越，但共产主义势力在整个东南亚的北面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区。作为东南亚腹地、且与柬埔寨、老挝接壤的暹罗，瞬间从“后方”变成了可能被“赤潮”波及的“前线”。
曼谷的权力中心，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了地缘政治的寒意。沙立元帅和他的将军们，虽然擅长国内权术和军事镇压，但面对这种席卷全球意识形态斗争的巨浪，不免有些措手不及。更让他们焦虑的是，一直作为他们最大靠山的美国，态度也发生了微妙变化。
美国驻暹罗大使和军事顾问团的官员，在与沙立政府高层会晤时，不再仅仅关注其国内“维稳”，而是反复强调“建立广泛民族团结阵线”和“整合国内一切反共力量”的重要性。美方甚至“不经意间”提及，像李金唐这样在边境地区拥有强大组织能力和武装力量的“地方领袖”，若能有效地服务于遏止共产主义南下的战略，将是“极具价值的资产”。
这些信息，如同冰水浇进了滚烫的油锅，在沙立政府内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和深刻的不安。他们意识到，在外部的巨大压力下，继续耗费大量精力与李金唐进行内耗，不仅不明智，甚至可能触怒美国人，动摇政权根基。
几乎在同一时间，新唐村的李金唐也通过周明海的国际商业网络和美国中情局内部的“朋友”，获取了这些关键情报。他敏锐地意识到，期待已久的转机，终于出现了。
“社长，美国人需要一条稳定的、能够抵御北面渗透的东南边境防线。沙立需要向美国人证明他有能力整合国内力量应对威胁。而我们，恰好能提供这两者。”苏望海的分析一针见血。
李金唐站在巨大的东南亚地图前，目光锐利：“是的。之前是我们需要沙立给一条生路，现在，是沙立和美国，需要我们成为他们防线上的一个环节。这就是我们的筹码！”
他迅速做出决策：主动出击，化被动为主动。
李金唐没有直接联系沙立——那过于突兀，也容易引起对方的警惕和反感。他选择了一条更迂回，也更显诚意的路径。
他亲自起草了一封措辞严谨、姿态恭谨的密信，通过一位与双方都保持良好关系的泰人贵族，转交给了沙立最信任的副手，国防部副部长帕拉·触巴硕上将。在信中，李金唐丝毫没有提及之前遭受的打压和彼此间的龃龉，而是完全从“国家与民族安危”的角度出发：
“值此王国面临外部严峻挑战之际，金唐虽为一介商贾，亦深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理。昔日蒙政府信任，组建边境防卫队，于东部边境略尽绵薄之力，清剿匪患，维系地方。今闻北疆风云变幻，赤祸威胁日亟，金唐及‘泰国华人联合会’全体同仁，忧心如焚。我等愿倾尽所有，协助政府巩固边防，防范渗透，确保王国东南门户之安全，以供政府专心应对北面之危局。所有人员、物资，愿听从政府统一调度，共赴时艰。”
这封信，如同一份精心设计的战略示好。它巧妙地将李金唐的武装力量重新定义为“国家边防的助力”，将双方的矛盾从“权力斗争”转移到了“共同御敌”的层面上。更重要的是，它隐晦地传递了一个信息：我手里有你看重的边防力量和组织能力，而我愿意合作，条件是之前的打压必须停止。
帕拉上将将信呈送给沙立。沙立元帅反复阅读着这封信，脸色阴沉不定。他当然看得出李金唐的算计，但他更清楚，信中所言，正是当前局势下他最需要的东西——国内稳定和边境安全。
“他这是在将我的军。”沙立冷哼一声，但语气中已没有了之前的杀伐决断，反而带着一丝权衡的疲惫。
经过短暂而紧张的内部磋商，沙立政府决定做出回应。双方同意在曼谷一家不引人注目的私人俱乐部，举行秘密谈判。李金唐方面派出的是以苏望海为首，包括一名精通国际法的顾问和一名负责军事细节的前防卫队军官组成的谈判小组。政府方面则以帕拉上将为主导，成员来自国防部、内政部和外交部。
谈判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试探与较量。
政府方面的首要目标是**将李金唐的武装力量彻底纳入国家体系，至少是名义上的**。帕拉上将提出：“边境防卫队可以保留，但必须改编为‘政府军东南边境治安联防大队’，所有军官由国防部重新任命（实际上可由李金唐推荐，政府核准），士兵纳入军饷体系，行动接受边防司令部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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