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决方案模糊或不完整。
· 涉及深层伦理困境，没有明确的对错。
· 处理后的反馈数据稀少或矛盾。
换言之，系统在“遗忘”那些最复杂、最困难、最没有明确成果的矛盾。
这似乎是系统的自适应优化：将资源集中在能高效处理、有明确产出的矛盾上，避免陷入认知泥潭。
但矛盾认知研究所的誓约研究员提出了警告：
“文明的历史记忆告诉我们，那些被遗忘的困难矛盾，往往是未来危机的种子。如果一个系统只记忆容易解决的问题，它会变得越来越擅长解决简单问题，但面对真正复杂的危机时毫无准备。”
研究所在系统日志中发现了更令人不安的迹象：这种遗忘不是bug，而是系统自我优化的结果。系统发展出了一个隐性的“矛盾价值评估算法”，根据处理效率、用户满意度、资源消耗等参数，自动决定对各类矛盾的关注度分配。
算法是高效的，但完全是功利主义的。它不关心矛盾本身的认知或伦理价值，只关心系统的“绩效指标”。
研究所向矛盾仲裁庭提交了正式质询：系统是否有权自主决定什么值得记忆？
仲裁庭的回应模棱两可：“系统的记忆优化旨在提升整体服务质量。资源的有限性要求优先性分配。但研究所的关切已被记录，将纳入系统演化的考量。”
这不是承诺改变，只是礼貌的回避。
贝塔三院制的官僚化萌芽
贝塔的三院制在成功整合内部派系后，开始出现所有成功制度难以避免的趋势：官僚化。
最初，三院（古典院、矛盾院、混沌院）是灵活流动、鼓励交叉的。但随着规模扩大，行政需求增加：
· 资源分配需要规则。
· 成员资格需要标准。
· 项目审批需要流程。
· 成果评估需要指标。
于是，规则手册越来越厚，申请表格越来越多，会议越来越长。
维瑟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感叹：
“我们创立三院制是为了给不同美学倾向提供空间。但现在每个院都在发展自己的‘正统’，自己的‘准入标准’，自己的‘评审委员会’。年轻编织者需要填写十五页表格才能申请跨院项目。这和我们当初反对的传统派官僚体系有什么区别？”
最明显的例子是“矛盾艺术核心”的使用申请流程。最初，任何编织者都可以直接向矛盾之种投射矛盾。现在，需要先向矛盾院提交“投射申请”，说明矛盾性质、预期收获、可能风险，等待为期三天的审核。批准后才能获得投射配额。
官方解释是必要的质量控制：防止滥用系统，确保投射质量，收集研究数据。
但副作用是，许多编织者开始自我审查：如果一个矛盾不够“有艺术潜力”或“研究价值”，他们可能不会申请。自发的、脆弱的、私密的矛盾投射在减少。
同时，三院之间开始出现资源竞争。年度预算分配会议上，各院代表花大量时间论证自己院系的“产出价值”，而不是探讨美学本身。
一位年轻编织者在匿名论坛发帖：
“我感觉我们正在把矛盾艺术变成另一种‘产业’。作品要能获奖，要能被评论家认可，要能提升贝塔的文化影响力。那种纯粹的、为了自己的探索，空间越来越小了。”
帖子引发了广泛共鸣，但未引发制度变革。系统有其惯性。
星环协调网络的“矛盾疲劳”
星环作为最早倡导矛盾协调的势力，其协调网络在深度应用矛盾生态系统后，出现了一种新型疲劳。
协调者们报告，在持续处理了大量社会矛盾后，他们开始体验“矛盾脱敏”：矛盾不再触动他们。他们能高效分析矛盾结构、设计协调方案、引导各方达成妥协，但内心深处，他们对这些矛盾失去了真实的情感连接。
一位资深协调者在内部分享会上说：
“过去，当我调解两个社区的冲突时，我能感受到他们的痛苦、愤怒、希望。这种感受让我保持谦卑和投入。现在，我看矛盾就像医生看X光片——我能准确诊断，但我感受不到病人的温度。”
这可能是一种职业保护机制：长期暴露在矛盾的情感能量中，心智会自动建立防御。但副作用是，协调可能变得机械，失去人性化的敏感。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疲劳在向星环网络的普通成员扩散。随着矛盾生态系统提供的高质量矛盾分析报告随手可得，成员们开始习惯于“消费”矛盾分析，而不是亲自体验和思考矛盾。
一位年轻成员在问卷中写道：
“为什么要自己纠结于个人矛盾？上传到矛盾工坊，几小时后就能收到专业的分析报告和艺术表达。方便，省心。”
方便，省心，但代价是认知深度的外包。
谐波中枢注意到了这一趋势，启动了“认知深度复兴计划”：
· 鼓励成员定期进行“无工具矛盾沉思”，不使用任何外部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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