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首日，汤米·科斯金宁坐进赛车驾驶舱。我们同为年轻车手，他在2005年摘得首届GP2冠军，次年便登上F1赛场。
相比之下，他对威廉姆斯车队的了解更为深入，因此车队安排他率先下场测试，为后续工作奠定基础。
虽然首日测试我并非必须到场，但我仍身着印有贝耐公司青蓝色标志的威廉姆斯F1 polo衫，守在车库里。目光紧盯着不断跳动的数据屏幕，我努力熟悉团队的工作节奏，满心期待着第二天——那时，我将坐进赛车，在赛道上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
在围场中，我有幸遇见了威廉·齐格勒。这位曾在电视和杂志上令我仰望的传奇车手，如今竟以同行身份出现在我面前。
我难掩激动，与这位七届世界冠军合影留念。
齐格勒1991年开启F1生涯时，我才两岁。在我成长的岁月里，他一直是F1赛场上的标志性人物，直至去年退役。
即便离开赛场，他的影响力依旧深远。法拉利车队中，他昔日的年轻队友——巴西车手恩里克·德马泰奥，以及老对手芬兰车手马蒂亚斯·哈马莱宁，正为续写他的传奇展开激烈竞争。
想到这儿，我不禁暗自懊恼，在之前的采访中，竟忘了分享这段精彩故事，毕竟法拉利车队的剧情丝毫不逊色于迈凯伦车队。
所幸在首日测试中，汤米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不过我们心里都清楚，这些数据的参考价值有限。
毕竟，我们并不了解其他车队当天的测试内容，也不清楚他们的测试强度与我们相比如何。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对我而言，这份成绩既是慰藉，也是压力。
欣慰的是，它证明赛车性能良好，或许今年我们能取得佳绩；但随之而来的，是更高的标准与挑战。
我早该想到，汤米·科斯金宁实力强劲，更何况他的父亲曾是F1世界冠军，赛车天赋仿佛刻在他的血脉中。想要战胜他并非易事，但也正因如此，他是检验我实力的绝佳对手。
这情形与我在GP2亚洲系列赛时颇为相似——队友被寄予厚望，而我的任务是为车队全力拼搏，一旦汤米出现失误，我就要及时抓住机会。
作为赛车手，渴望胜利是本能，但我也明白，没人期待我初出茅庐就能夺得冠军。大家对我的期望并不高，即便暂时无法超越汤米，车队也不会因此否定我。
毕竟我只是个新秀，而且我带来的赞助资金，在一定程度上也让我的位置更有保障。
尽管我已与F1传奇人物见面合影，身着威廉姆斯车队赛车服，代表着这支荣耀之师，但在内心深处，我仍觉得自己还未真正成为一名F1车手。
这种感觉在第二天彻底改变。我再次穿上赛车服，套上白色防火头套，接着把HANS设备（头颈部支撑系统）佩戴在脖颈和肩头——这个头颈保护装置能在严重事故中固定头部和颈部，守护车手安全。
最后，我戴上了F1生涯的第一顶头盔。
此前在初级赛事中，无论是2004年意大利F3锦标赛、2005年F3欧洲系列赛，还是代表DAMS车队征战首届GP2亚洲系列赛，我都戴过类似头盔，但这次的意义截然不同。
我即将驾驶的，是威廉姆斯F1赛车。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宝马合作时期，威廉姆斯车队多次斩获车队和车手总冠军，即便未能夺冠，也始终是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
经历了搭载考斯沃斯引擎的艰难岁月后，威廉姆斯迎来了新伙伴——丰田，签下了冠军之子汤米·科斯金宁，又因我的赞助获得贝耐公司的大力支持。
车队将本赛季视为重建的起点，而我渴望突破众人的期待，成为这场复兴征程中的关键一员。
赛车已换上专属我的标识。
车头醒目地印着17号，驾驶舱后方的车身侧面，五星红旗与“张骋”的名字并肩而立，一切都真实得令人心跳加速。
更让我惊喜的是，车内早已安装好为我定制的座椅——我身高1米75、体重62公斤，汤米则是1米78、73公斤左右，我们在座椅、踏板和驾驶舱设置上有着显着差异，而此刻，这个座舱就像为我量身打造的“摇篮”。
我小心翼翼地跨进赛车，缓缓坐下，抬起双腿越过隆起处，让双脚朝着车头下方的踏板箱伸展，那里紧邻悬挂装置。
臀部几乎贴着车底，座椅从背部和两侧将我稳稳托住，头盔后脑勺正好抵住驾驶舱后部，就在防滚架和主进气口下方。
整个人几乎平躺在这台时速超300公里的速度机器里。这样的坐姿，只有久经赛场的车手才能适应，普通人恐怕难以习惯。
我刚调整好坐姿，比赛工程师彼得·马尔梅迪就递来方向盘，我将它稳稳插入转向轴。随后，彼得回到电脑前，开始进行无线电测试。
“测试，测试——张骋，我是彼得，确认是否能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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