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的春天，在冰雪消融和隐约的炮火声中蹒跚而来。前线的战事进入了更加残酷的相持阶段，上甘岭的硝烟通过电波和报纸，沉重地压在每个人的心头。后方的空气里，除了日渐暖融的春意，更添了一份与远方战场同频共振的凝重。增产节约、支援前线的口号依旧是最响亮的强音，但在这宏大的叙事之下，普通人的生活，那些细碎、坚韧、甚至有些狼狈的烟火气，仍在顽强地继续。
李振邦已经完全融入了侦查科二队快节奏的工作。军列破坏案的侦破，以及后续处理烈属军属工作的经历，让他褪去了最后一丝青涩，眉宇间多了份沉稳，眼神也更加深邃。他不再是那个需要刻意适应环境的“外来者”，而是真正成为了这座北方工业城市保卫战线上一颗牢固的螺丝钉。额角的那道疤痕，在春日偶尔强烈的阳光下，不再显得突兀，反而像一枚无声的勋章。
他的日常工作，如同这座城市运转的复杂齿轮，既有侦破敌特案件的惊心动魄，也有处理邻里纠纷的琐碎繁杂，更有无数与支援前线相关的“小事”需要协调。
清晨，往往是从一碗能照见人影的苞米茬子粥和两个掺了麸皮的窝头开始。 局里的食堂供应永远紧张，但没人抱怨。大家围坐在简陋的木桌旁，一边囫囵吃着，一边交流着最新的案情通报或前线消息。周队长的眉头总是习惯性地锁着，偶尔会因为某个好消息（比如又成功打掉一个投机倒把团伙，截获了一批企图走私出境的战略物资）而稍微舒展，但更多时候是沉浸在各种压力之中。
上午，通常是外勤时间。 李振邦和小陈（他现在已经是李振邦固定的搭档）骑着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穿梭在逐渐复苏的城市街道。他们的工作清单上，可能包括：
· 复查一家曾发生过失窃案的工厂仓库，检查其防盗措施是否改进，顺便了解厂里最新的支前生产情况和工人思想动态。
· 调解一起因共用厨房面积划分引发的邻里激烈争吵，双方都是普通工人家庭，火气大，但道理讲通了，各退一步，也就烟消云散。李振邦发现，在这种琐事上，耐心往往比严厉更有用。
· 根据线索，去旧货市场暗访，寻找一个涉嫌倒卖军用电台零件的嫌疑人。市场里鱼龙混杂，需要极好的眼力和应变能力。
· 顺路去一趟王大娘家。自从三个儿子全部牺牲后，这位英雄母亲成了街道和公安局重点关照的对象。李振邦隔三差五就会去看看，有时带点街道发的慰问品，有时就是单纯坐下陪老人说说话。王大娘的精神比刚得知噩耗时要好一些，但明显话少了，常常对着三个儿子的遗照一坐就是半天。李振邦也不多言，只是帮忙挑满水缸，检查一下烟囱是否通畅，或者听她喃喃念叨几句儿子们小时候的趣事。这种无声的陪伴，成了一种默契。
午后，如果没有紧急案件，往往是在办公室整理卷宗、学习上级文件、或者分析线索中度过。 阳光透过高大的窗户，在布满划痕的旧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办公室里弥漫着劣质烟草、旧纸张和墨水混合的气味。电话铃声、打字机的嗒嗒声、同事们的低声讨论，构成了熟悉的背景音。
李振邦的抽屉里，珍藏着林淑娴的来信。信的数量不多，通常一个月一两封，跨越千山万水，带着南方特有的湿润气息。信的内容依旧含蓄克制，多谈工作（上海的反特肃清、技术革新）、学习（她在自学俄语，为了能看懂更多的技术资料）和对时局的看法。但字里行间，那份超越同志的牵挂越来越清晰。她会提醒他北国春寒料峭，注意增减衣物；会说起上海梧桐树发芽了，想象着北方是否还是冰天雪地；会在他破获重大案件后，写上寥寥数语，表达由衷的敬佩和欣慰。
李振邦的回信同样谨慎而用心。他会描述北方春天来临的迹象，黑土地上顽强钻出的嫩绿；会讲述工作中遇到的一些不涉密的、能体现普通人坚韧善良的小事（比如王大娘，比如那位默默奉献的军嫂）；会分享自己阅读《实践论》、《矛盾论》的心得。他们的感情，如同地下缓慢流淌的暗河，没有汹涌的波涛，却在无声中积蓄着深沉的力量。他将林淑娴寄来的每一封信都编号收藏，那淡淡的墨香，是他忙碌甚至有时压抑的工作中，一抹最温柔的慰藉。
傍晚，是一天中相对松弛的时刻。 如果没有值班或突发任务，李振邦偶尔会和小陈，或者队里其他几个年轻同事，去附近的小公园散步。公园里人不多，大多是老人和孩子。他们会谈论工作，谈论未来，谈论远方的战事，也会谈论一些私人的话题。
“李哥，听说你对象在上海？是个文化人？”小陈好奇地问。
李振邦笑了笑，没有否认，也没有多谈，只是望着天边绚丽的晚霞，轻轻“嗯”了一声。
“真好啊……”小陈叹了口气，“我娘也在催我找对象，可这天天忙得脚不沾地，哪有工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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