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假期，倏忽而过。
时间像是被无形的手按下了快进键，却在每个人心上烙下了漫长的焦灼。窗外的世界并未因这三日的隔离而变得清晰，反而像是蒙上了一层更厚的阴翳。电视新闻里的数字仍在攀升，疫情地图上的红色区域如同滴入清水中的墨迹，不断晕染、扩散。那种名为“非典型肺炎”的病毒，无形无影，却又无处不在的压迫感，非但没有随着假期的结束而消散，反而因重返集体生活而变得更加具体、真切。
周二清晨，许年是被一股浓烈刺鼻的气味呛醒的。那并非寻常的煤烟或尘土味，而是一种尖锐的、带着强烈化学感的酸涩气味，几乎无孔不入地渗透进家里的每个角落——是消毒水。母亲正戴着浅黄色的橡胶手套，用稀释过的84消毒液仔细擦拭着门把手、窗台和每一个可能被触碰的角落，脸上的神情是许年从未见过的专注与谨慎。
“年年，口罩戴好，新的在茶几上。记住，放学直接回家，千万别在路上逗留。”母亲一遍遍地叮嘱，声音透过她脸上那个厚厚的白色纱布口罩，显得有些发闷。许年拿起那个独立包装、还带着崭新折痕的白色口罩，笨拙地将挂绳套在耳朵上，鼻梁处的金属条怎么按压也难以完全贴合脸型。镜子里，大半张脸被遮蔽的自己，看起来陌生又有些滑稽，呼吸也变得不那么顺畅。他明白，从今天起，这抹白色将成为出门在外的“标配”。
去学校的路，熟悉中透着陌生。自行车流依旧，但许多同行者都像他一样，脸上多了一抹突兀的白色。平日里喧闹的早餐摊点少了大半，仅存的一两家也门可罗雀，摊主不仅戴着严实的口罩，不少还加上了透明的塑料面罩，找零时都刻意避免了手指的直接接触。一种无形的隔阂，混合着空气中若有若无的消毒水气味，弥漫在清冷的晨风里。
离学校越近，那股消毒水的气味便越发浓重刺鼻。校门口拉起了醒目的红色横幅：“众志成城，科学防控，抗击非典”。几名戴着红袖章的值周老师和校工严阵以待，他们手中拿着的不是后来的额温枪，而是需要耐心夹在腋下好几分钟的老式水银体温计。学生们排着不算整齐的队伍，沉默地等待着测量。往日的嬉笑打闹消失无踪，连交谈都变得低声细语，偶尔响起一声压抑的咳嗽，立刻会引来周遭一片警惕又克制的目光。
“许年，这边！”排在稍前方的常明隔着口罩朝他挥手，眼神里是他一贯的冷静，但仔细看去，也能捕捉到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
“怎么样？”许年凑近些，低声问。
“36度5，正常。”常明晃了晃手里那张需要每日登记早、中、晚三次体温的记录卡，压低声音说，“听说有个班，有同学早上量出37度8，直接就被校医带去了隔离观察室，家长也通知来接了。”
37度8这个数字，像一颗石子投入沉寂的湖面，在周围不自觉竖起耳朵聆听的同学间激起了一阵细微的骚动。人群下意识地、不动声色地互相拉开了一点微妙的距离。
测完体温，走进校园，眼前的景象更让许年感到震撼。教学楼前的空地上，身着白色防护服、背着沉重喷雾器的工作人员正在对花坛、垃圾桶等公共区域进行“消杀”，喷出的白色雾状消毒液在晨光中形成一道微带诡异的帷幕。原本布满脚印和球印的水泥地，被冲刷得湿漉漉的，反射着天光。走廊里、楼梯扶手上，到处都残留着未干的水渍和那股浓烈得化不开的消毒水味。这气味霸道地侵占着每个人的嗅觉，仿佛在宣告，它才是此刻校园里真正的主人。
走进教室，气氛更显凝重。所有窗户都洞开着，三月的凉风呼呼地灌入，携带着消毒水的味道和清冷的气息。同学们大多已到齐，每个人都规规矩矩地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双眼睛，眼神交汇间，流动着久别重逢的细微喜悦，但更多的，是一种身处非常时期共有的不安与茫然。
教室里，原本紧挨在一起的课桌被明显地拉开了距离，过道因此变得宽敞，却也因此透出一股刻意的疏远。黑板上，用彩色粉笔大大地写着“勤洗手、常通风、戴口罩、不聚集”的标语，旁边还贴着一张详细的“七步洗手法”示意图。
班主任陈老师走进教室，同样戴着口罩，只露出那双带着疲惫却异常坚定的眼睛。他环视全场，声音透过口罩传来，略显低沉：
“同学们，欢迎回来，也辛苦了。”他顿了顿，仿佛在斟酌词句，“情况大家都看到了，也感受到了。疫情当前，我们的学习生活必须做出调整。从今天起，每天早、中、晚三次测量体温，如实记录在卡上，任何不适，尤其是发热、咳嗽，必须立刻、马上报告！”
“课间休息，尽量避免聚集交谈，更不得追逐打闹。学校已取消所有集体活动，包括课间操。体育课……暂改为室内自习。”底下传来一阵压抑的、轻微的叹息声，但很快便平息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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