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露水还挂在文化站门口的铁皮信箱上，罗令把它轻轻合上，指尖蹭过边缘一道新刮痕。他没多看，顺手将昨晚的“异常痕迹上报”表抽出来折好塞进内袋，动作熟得像呼吸。赵晓曼从屋里走出来，手里端着搪瓷杯，热气往上窜，在她鼻尖前散开。她看了眼罗令的袖口，沾着泥，湿了一截。
“东岭那边？”她问。
罗令点头，把抽屉关严，“脚印浅，走得很急。不是巡山的步子。”
她没再问下去。上课铃响了，尖利地划破村口的安静。
孩子们从四面八方跑来，书包甩在肩上，鞋底踩着土路。一个瘦小的男孩冲在最前，手里抱着个灰扑扑的陶罐，边跑边喊：“罗老师！罗老师！我家灶台后面挖出来的！”
他冲进教室，带起一阵风，罐子举得高高的，裂口处还沾着陈年灶灰。全班瞬间静下来，目光全盯在那破口上。
罗令蹲下，和他视线齐平，接过罐子。指尖顺着裂缝滑过一圈，又摸了摸底部的火痕。他抬头，声音稳：“是老东西。清末民窑烧的，装过米，也装过盐。你太爷爷那辈人，可能用它温过酒。”
男孩眼睛一下子亮了，嘴角咧开：“真的？那它值钱吗？”
“值不值钱，得看谁说。”罗令把罐子轻轻放在讲台一角，“但它记得事。记得哪只手捧过它，记得哪顿饭是饿极了才打开的。这就比钱重。”
赵晓曼走过来，没接话，只是从讲义夹里抽出一张纸——是前两天一个孩子画的老井结构图，歪歪扭扭，却把井壁石缝和出水口标得清楚。她把图摊开，和陶罐并排放着。
“你们画的，和这个罐子一样。”她说，“都不是金的玉的，可它们都在说话。一个说一百年前的事，一个说昨天的事。村子就是靠这些话活下来的。”
教室里安静了几秒，接着有人举手：“我奶奶有个木盒子，上面雕了花！”
“我家墙角有块石头，刻着字！”
“我要回去翻地窖！”
罗令没拦，也没笑。他站起身，拍了拍裤腿上的灰：“想找可以。但有三条规矩——不拆墙，不动祖宗牌位，找到东西先告诉老师，别自己乱动。”
“为啥？”前排一个小女孩仰头问。
“因为这些东西，不是拿来卖的。”罗令说，“是拿来记得的。你动错了地方，故事就断了。”
孩子们齐声应下，声音脆得像豆子落进铁盆。
下课铃响，人没散。三个孩子围住罗令，争着说自家老屋的角落、阁楼的箱子、院角的石墩。他一一听着，点头，记在随身带的小本上。赵晓曼站在讲台边，看着他们，手腕上的玉镯随着写字的动作轻轻晃了一下。
中午饭后，阳光斜进来，照在讲台那陶罐上。裂口处的光有点发黄，像陈年的酒渍。一个低年级的小女孩蹲在讲台前，盯着看了好久，忽然抬头：“罗老师，那它现在还能用吗？”
“能。”罗令从包里拿出一小束晒干的艾草，放进罐子里，“今天起，它就是咱们班的‘记忆罐’。谁有老故事，就往里放一样东西，再讲一遍。”
小女孩跑回座位，翻书包，掏出半截蜡笔画的纸：“这是我画的奶奶的针线筐！我也要放！”
罗令点头，帮她把纸折小，放进罐子。艾草香混着纸味，淡淡地散出来。
下午第一节课是历史。赵晓曼讲到村里老祠堂的由来，讲到百年前一场大旱，族人如何轮流守井、分水。讲着讲着，一个男孩举手：“我爷爷说过，那时候水桶传到谁手里，谁就得念一句祖训。”
“那你记得那句话吗？”赵晓曼问。
男孩摇头：“忘了。但我家水桶还在，木头的，底儿快漏了。”
“那就带过来。”罗令在后排说，“桶不在了，话还能传。话不在了，字还能写。写下来，就是新的根。”
课间，孩子们三三两两聚在门口议论。有人说要找老秤，有人说要翻族谱。一个戴红头绳的女孩拉着赵晓曼的手，声音轻：“老师，我以后也能像你这样，把故事讲给大家听吗？”
赵晓曼蹲下，手搭在她肩上：“你已经在做了。刚才你说你太姥姥用陶罐腌过辣菜，那就是故事。”
女孩笑了，跑开。
傍晚放学，罗令把“记忆罐”搬到文化站的陈列架上。架子原本空着，现在摆了陶罐、几张孩子画的图、还有一块刻着模糊“福”字的门楣残石。他退后两步看了看，没说话。
赵晓曼走过来，手里拿着新印的登记表，和早上那张“异常痕迹上报”并排贴在墙上。她把笔插进铁皮笔筒，抬头看那架子：“明天得加个标签纸，写清楚每样东西的来历。”
“不用太正式。”罗令说，“让他们自己写。写错字也没关系。”
她点头，正要说话，王二狗推门进来，手里还拎着竹竿，裤脚沾着新泥。他站在门口，听见几个孩子在院外嚷嚷“我家也有老东西”，皱了眉：“你们这是搞啥？现在外头不清净，别让孩子瞎翻老屋，万一塌了砖、碰了梁，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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