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成都城外刑场血流成河。
对于大部分被裹挟的壮丁和普通士兵，进行登记造册。
一部分身体状况尚可，无明显恶迹者，被打散编入李定国部或黄义明的新军，
充作辅兵或一线战力补充——这也是明末军队补充兵员的常见做法。
剩余老弱或强烈要求归乡者，在严格搜查，确保未携带军械后，
发给少量口粮，勒令其即刻离开成都，返回原籍。
这些人前途渺茫，很多可能会死在回乡路上，或沦为新的流民土匪。
此举亦是无奈之举，若放任其在成都，只会成为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北方正值免税分田，此时若能活着过去，尚且有一条活路。
若是真的走不到北方，死在路上，也是为田亩增添了些许养分。
乱世，本是如此！
李定国负责主要的招抚和整编工作，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勉强安抚着降卒的情绪，
但其中的隔阂与不信任，绝非短时间内可以消除。
成都城内，民生凋敝到了极点。
张献忠败退前，已对城内进行了最后一轮搜刮，粮食储备所剩无几。
大量房屋毁于战火，百姓流离失所，挤在残垣断壁或临时搭建的窝棚里，缺衣少食。
黄得功下令开仓放赈，但缴获的西军粮仓本就存粮不多，对于数十万嗷嗷待哺的军民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
粥棚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稀薄的粥水只能勉强吊命。
哄抢，斗殴时有发生，维持秩序的士兵往往需要用皮鞭和刀背才能控制住场面。
物价飞涨，尤其是粮食和药品，有门路的商贾开始囤积居奇，大发战争财。
联军虽然明令禁止，但在混乱初期，收效甚微。
官府机构几乎瘫痪。
黄得功以平西主帅身份，暂时接管了成都及周边地区的军政大权。
他急需向朝廷报捷，并请求派遣文官接管地方政务，调拨钱粮赈济。
但通往北京的道路漫长，朝廷的反应，以及能给予多少实际支持，都是未知数。
他只能依靠军中文吏和少数投诚的，名声尚可的原明朝降官，勉强维持着最低限度的行政运转，清点户口，安抚士绅，试图恢复秩序。
黄得功作为主帅，他一方面为攻克成都，击毙张献忠这一不世之功感到振奋，需要精心撰写捷报，凸显自己和麾下将士的功绩。
另一方面，面对眼前这个烂摊子，他深感压力巨大。
缺粮，可能发生的瘟疫，降卒的安置，地方的重建，每一个问题都足以让他焦头烂额。
李定国的心情最为复杂。
他完成了“弃暗投明”的关键一步，并立下大功，但手上也间接沾满了昔日同袍的鲜血。
整编降卒的工作困难重重，旧部的怨恨，新附者的疑虑，都让他如履薄冰。
他渴望得到朝廷的正式认可和封赏，以稳固自己的地位。
但同时，他更担心鸟尽弓藏。
张献忠已死，自己真的还有价值吗？
黄义明与秦翼明更多沉浸在战役胜利的喜悦和论功行赏的期待中。
黄义明的新军经过此番锤炼，虽伤亡不小，但已堪称劲旅。
秦翼明白杆兵则开始盘算着如何将战利品和功劳最大化，以便向石柱和朝廷交代。
幸存的士绅百姓对张献忠的覆灭拍手称快，对联军的到来抱有希望。
但很快，现实的困境——饥饿，寒冷，混乱，
甚至官兵过境难免的骚扰让他们意识到，苦难远未结束。
他们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新的统治者，既有期盼，也有恐惧。
溃散的西军余部仍有小股部队散落川西各地，或占山为王，或惶惶流窜，成为新的匪患来源。
南明与北方朝廷捷报尚未传出，但可以预见，成都光复，张献忠伏诛的消息，将在南北两京引起截然不同的震动。
北廷朱由检会借此进一步巩固权威，推进改革。
而南明小朝廷，恐怕会更加恐慌和孤立。
战争的结束，并非苦难的终结，而是另一种艰难的开始。
时已深秋，汉江之畔的风带着刺骨的寒意，却远不及左良玉此刻心中的冰凉。
他手中紧紧攥着一份刚刚收到的，来自川中的紧急塘报，厚实的纸张被他揉捏得不成样子。
那双往日里总是闪烁着精明与算计的三角眼，此刻瞪得溜圆，
充满了难以置信，巨大的震惊，以及一种被愚弄后熊熊燃烧的怒火！
“张献忠……死了？成都……破了？黄得功，李定国……他们……他们竟然真的做到了？”
他声音嘶哑，如同破旧的风箱，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塘报上的文字简单却如惊雷。
张献忠在成都兵败自刎，其核心党羽或死或俘，大西政权烟消云散。
黄得功，李定国，黄义明，秦翼明四路大军已完全控制成都，正在肃清残敌，安抚地方。
“噗——”一股腥甜涌上喉头，左良玉猛地喷出一口鲜血，染红了身前的帅案和那份该死的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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