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晓曼在上海的策展工作室里，正仔细审核“双城艺术驻地计划”的申报材料。工作室是间老式石库门房子，墙上钉着木板当工作台，上面铺满了文件，用镇纸压着，防止被穿堂风吹乱。
桌上的搪瓷杯里泡着菊花茶，花瓣舒展，水色泛黄，是母亲生前最喜欢的牌子。
她发现一位香江艺术家的方案涉及“义安商会口述史”研究，这让她心生警惕。商会的名字在之前的谣言中出现过，总与“灰色交易”挂钩，像一团甩不掉的阴影。
为了弄清历史脉络，她连夜拜访了一位退休的商会老账房。老人住在弄堂深处，门口摆着两盆月季，花瓣上沾着夜露。家里摆着一台老旧的唱片机，喇叭蒙着防尘布，正放着粤剧《六国大封相》，声音有些沙哑。
老人颤巍巍地取出珍藏的录音带，磁带外壳已经泛黄，贴着手写的标签“1976年调解会”。他告诉她：“你爷爷当年在九龙城寨唱《六国大封相》，用戏文里的合纵连横点拨双方化干戈为玉帛。许敬鸿先生就是在那次调解后，以个人担保化解了戏班与社团的债务纠纷。”
老人的手指关节肿大，却精准地按下了录音机的播放键，磁带转动的“沙沙”声里，隐约能听到粤剧的唱腔。
司徒倩利用音乐学院的投影设备，将老照片放大至极限。投影幕布是临时用白布代替的，边角有些卷曲，用图钉固定在墙上，图钉的位置还歪歪扭扭的。
她惊讶地发现许敬鸿西装领针的造型竟是抽象化的红船，船帆的纹路清晰可见，甚至能看出桅杆上的细小绳索。而祖父司徒远掌心则隐约攥着一艘柚木帆船模型，船身的木纹都能看清，像是手工打磨过的。
“原来红船记忆展的灵感，早在父辈的交往中就已埋下伏笔。”她激动地拨通长途电话，线路有些嘈杂，需凑近听筒才能听清，背景里能听到总机接线员的报号声。
听筒里传来许峰翻阅文件的沙沙声，以及他低沉的回应：“我这边也找到了线索——当年司徒爷爷抵押戏班地契，是为了筹钱帮助许氏渡过英资银行的挤兑危机。”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却难掩兴奋。
双城的线索通过越洋电话线不断交织。司徒倩用描图纸细心拓下照片中两位祖父的面部轮廓，铅笔在纸上沙沙作响，力道轻重不一，尽量还原着每一道皱纹。
她发现他们嘴角扬起的弧度几乎完全一致，那是志同道合者才会有的默契笑容，带着无需言说的信任，像两杯并排放置的茶，温度与浓度都恰好相当。
许峰则在香江核对地契与旧戏单的日期，将两者并排放在桌上，用直尺比对着。他发现司徒远抵押产业的那一周，恰好是许氏成功收购怡和洋行控股权的关键时刻，时间上严丝合缝，像是早就安排好的。
他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祖辈的联盟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历经岁月考验的深厚情谊，像陈年的酒，越久越醇厚，打开时香气能弥漫整个屋子。
林晓曼主动请缨，负责策划驻地计划的文献展区。她觉得这是弥补之前犹豫的机会，做事格外用心，连文件的摆放顺序都调整了好几次，力求整齐。
她在档案馆角落发现一箱待销毁的旧海报，上面落满灰尘，轻轻一吹就呛得人咳嗽。箱子上贴着“过期宣传品”的标签，是用毛笔写的，字迹潦草。其中1974年“沪港戏曲汇演”的宣传画上，许敬鸿与司徒远的名字并列于艺术顾问栏，字迹虽已褪色，却依旧有力，透着股精气神。
她小心翼翼地用水彩修复褪色的部分，笔尖蘸着颜料，一点点填补掉色的地方，调色盘里的颜色换了好几次，才找到最接近的色调。当颜料在“戏曲革新”四字上形成虹彩时，她心里涌起一股暖流，像是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致敬，指尖都有些发烫。
许峰委托陈宇深入调查旧厂房产权纠纷的幕后背景。陈宇连续几天泡在廉政公署的档案库，翻找积灰的卷宗，手指都沾了厚厚的灰尘，洗了好几遍才干净。
廉政公署的旧档案显示，1982年曾有社团成员试图销毁当年的抵押凭证，却被一位匿名举报人阻止。举报信是打印的，没有署名，信纸是常见的“双鸽”牌，在香江随处可见。
调查发现，举报信使用的打字机型号与许敬鸿书房那台雷明顿相同，字体间距都分毫不差，连某个字母的磨损痕迹都一样。而信纸边缘残留的渍痕，经化验与司徒远最爱的陈皮梅糖成分一致，那是上海老字号“沈大成”的特产，包装纸上印着红色的招牌。
司徒倩在音乐学院资料库有了更惊人的发现。资料库在图书馆的地下室，空气潮湿，墙上挂着除湿袋，里面积了小半袋水。书架上的书都包着防潮纸，纸色微微发黄。
1979年内部刊物《艺术交流》刊登了许敬鸿撰写的《论粤剧改革与海外传播》，文中大量引用了司徒远的田野调查数据，甚至直接提到“司徒兄于沪上观剧所得”，字里行间都是对友人的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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