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巧的是，当期责编的签名是“林月华”——这正是林晓曼已故母亲的名字，母亲的签名她从小看到大，绝不会认错。这个发现像一道闪电，瞬间将三代人的命运串联成璀璨的星河，让她一时说不出话来，手里的刊物差点掉在地上。
当司徒倩带着精心修复的老照片返回香江时，许峰正在旧厂房里指挥布置首批艺术家驻地空间。工人们正在粉刷墙面，滚筒刷在墙上留下均匀的白漆，空气中弥漫着油漆的味道，有些刺鼻。
他穿着蓝色的工装外套，袖子卷到胳膊肘，露出结实的小臂，上面沾了点白漆。看到司徒倩进来，他眼睛一亮，快步迎了上去。
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将祖父们的合影以投影方式映在斑驳的砖墙上，投影设备是租来的，线还没来得及藏好，像几条黑色的蛇趴在地上。当光影浮动，许敬鸿与司徒远的身影仿佛与正在布展的年轻人重叠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过去，哪个是现在。
林晓曼调试着环绕音响系统，音箱是从音乐学院借来的，有些陈旧，却音质不错。她让技术员播放《将相和》的经典唱段与当代电子乐的混编版，在时空中碰撞出新的火花。她侧耳听着，眼角带着笑意，手指在调音台上轻轻点着节拍。
深夜的清点工作中，司徒倩在一个老式道具箱底发现一本牛皮封面的工作日志。箱子上贴着“永庆班道具”的标签，纸质泛黄，锁已经锈死，是她用螺丝刀撬开的，铁锈沾了满手，用汽油洗了好几次才去掉痕迹。
翻开内页，纸张已经泛黄发脆，需小心翻动，生怕一用力就撕破。司徒远清秀的笔迹与许敬鸿豪放的批注交错呈现：1975年3月页边写着“敬鸿提议合建实验剧场”，1976年7月则记录“世昌兄资助灯光设备”，世昌是许敬鸿的字。
许峰抚摸着父亲少年时代的涂鸦，在日志的空白处，画着一艘歪歪扭扭的红船，船帆上写着个小小的“勇”字。他忽然明白那些被家族恩怨掩盖的往事，始终在等待重见天日的契机，像埋在土里的种子，只要遇到合适的阳光雨露，就会破土而出。
驻地计划开幕当天，一位坐着轮椅的白发女艺术家在合影投影前久久驻足。她穿着整洁的旗袍，是淡雅的墨绿色，领口绣着细小的兰草，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用一根玉簪固定着。
她是当年和平饭店的老员工，今年已经七十四岁，特意让孙女推着来观展。她指着照片角落轻声说：“我当时是和平饭店的服务生，记得许先生和司徒先生常为戏曲改编争论到深夜，又总在打烊前碰杯和解。”
她从手提袋里取出保存完好的旧菜单，袋子是素色的布包，上面绣着“平”字。菜单纸张已经薄如蝉翼，边缘起了毛边。背面是两人即兴创作的《沪港曲韵·调寄水龙吟》手稿，字迹带着酒意的洒脱，笔画都有些不稳了。
林晓曼在布展时特意保留了旧厂房的铁锈与刮痕，让历史与当代在空间中形成对话。她觉得这些痕迹是时光的印记，不该被抹去，就像人脸上的皱纹，记录着岁月的故事。
当她将鎏金戏牌放入特制展柜时，展柜的玻璃擦得一尘不染，能清晰地映出人影。阳光透过天窗正好照射在翡翠嵌面上，折射出的光斑恰好落在墙面那句“艺海同舟”的题词上，像是特意安排好的，引得周围人发出低低的惊叹。
前来观展的社团元老们沉默良久，他们大多头发花白，穿着深色中山装，袖口扣得整整齐齐。其中几位当年还参与过当年的纠纷调解，看着眼前的展品，眼神复杂。最终将当年的债务清单递还给许峰：“老一辈的约定，该由新一辈来续写。”清单的纸边已经磨损，上面的字迹却依旧清晰，是用毛笔写的小楷。
许峰和司徒倩站在焕然一新的艺术空间中央，看着两地青年艺术家在祖辈的合影前交换创作笔记。有人用普通话，有人说粤语，交流却毫无障碍，偶尔夹杂着几句上海话，大家都能会心一笑。
他们忽然懂得，有些缘分从未被真正切断，就像黄浦江与香江水，终究汇入同一片海洋。当司徒倩将修复完整的《霓裳羽衣曲》残谱放入许峰掌心时，纸张的粗糙感带着温度，是无数人用手摩挲过的痕迹。
老式录音机里恰好传来许敬鸿当年的感叹录音，是从一盘旧磁带里找到的，磁带是“熊猫”牌，国产的老牌子。“这曲子要等两岸知音共奏。”声音有些失真，却透着真挚，像穿越时空的嘱托。
月色浸染维港时，许峰推开父亲书房暗室的门。暗室里弥漫着显影液的味道，有些刺鼻，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一丝光线都透不进来。
尘封的胶片投影仪在墙面映出1977年春节的家庭影像：镜头有些晃动，像是拍摄的人手不稳。画面里司徒远正将龙凤玉佩一分为二，许敬鸿笑着举起红船模型：“今日我们剖玉为誓，他日子孙必能凭此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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