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福建地区生产落后。王氏兄弟（王潮、王审邽、王审知三人，他们被称为“开闽三王”）进据以后，注意保境息民，宽刑薄赋，劝民农桑，进一步发展茶叶生产，又奖励海上贸易，使福建经济面貌大为改观。
自(东)晋南朝以来，湘江中下游地区的生产已有一定发展。马殷（南楚的开国君王）进据湖南后，对湘中、湘西的开发又取得新的成就，粮食产量显着增加，茶业也有一定的发展。楚国令百姓植桑养蚕充做赋税，又开始种植棉花。
钟鹏举听闻楚国开始种植棉花，眼前一亮，楚国种棉与自己的猜想合拍，看来南方种植棉花已有了一定的基础，不用担心原材料的问题。
最近这六七十年，北方大乱，不少人以“岭外最远，可以避地”，迁至（南）汉统治地区。“五十年来，岭表无事”，长期安定的环境有利于发展生产，府库逐渐充实。州县的设置常和所在地区人口的增加、生产的发展密切相关。
听到此处，钟鹏举不禁为岭南的遭遇感到些许安慰，而原主的亲人有可能也是迁往岭南了。
族长讲过原主的亲人去投靠两位姐夫时，突遇其家族遭遇变故，仓促间可能随两位姐夫的族人南迁岭南了。
到目前为止，南北新置五十九县，绝大部分是在南方，如蜀置五县，吴越设五县，闽增设十三县，唐新置二十六县。
诸国混战虽然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但社会生产仍未中断。即使在华北地区，(后)梁等建国初都曾分别采取某些恢复生产的措施。手工业如纺织、造纸、制茶、晒煮盐等生产也有所发展。
关于南北的商业贸易情况。
由于诸国林立，兵祸连年，商贸往来受到了严重影响。如蜀国法令规定：“不许奇货东出”。（后）梁曾规定贩运食盐不得逾越漳河。但是，通商贸易、互通有无是大势所趋。华北需要的茶叶经常通过商人南来贩运，南方茶商的行踪也远至河南、河北，他们贩卖茶叶，买回缯纩、战马。
江南人所需的一部分食盐也依赖华北供应。北方诸国从契丹、回鹘、党项买马，蜀向西边各少数族买马。南方的吴越、楚、(南)汉等国以进贡方式和北方进行贸易。
吴越、闽国与北方的贸易主要是通过海路。对外贸易也很兴旺，东自高丽、日本，西至大食，南及占城、三佛齐，都有商业往来。明州、福州、泉州、广州都是外贸重要港口。
吴越、杨吴从海外输入“猛火油”使用，还从海道再输往契丹。
听到“猛火油”三个字，钟鹏举心里不由得咯噔了一下，真巧，自己下一步计划里就有使用它作为火攻武器的计划。但他并没有太多的表示，只是问了一下从海外输入的数量和价格。
关于南北各国的赋税。
目前这个时期的赋役徵敛还是相当苛重。现时，各国仍沿用两税法，夏秋两徵。各国时常检核农民的现垦耕地，据以确定岁租额。但官吏和地主往往相互勾结，以致赋税负担贫富不均。额外收耗名目繁多。
官府规定收耗数额是每斗税谷加收一升，(后)汉时增至两升雀鼠耗是每斗加收两升。雀鼠耗是指在征收粮食等实物税时，以被雀鼠损耗为借口而额外加征的部分。这同样是一种在正常赋税之外的附加税。
说到耗，钟鹏举不禁想起，明清时的“火耗”。比如百姓缴纳赋税时交的是碎银，官府要将其铸成大锭上缴，宣称每两银子有几分的损耗，就会多收这几分作为火耗。清初，火耗不断加重，有的地方每两正税加征火耗达二三钱，甚至四五钱。
有的官府大斗收进，小斗输出，结果百姓每输一石租须纳一石八斗粮。有时国家甚至向农民“预借”夏秋税，有的官府在饥荒和蝗灾之年，仍分派使臣到处搜刮民谷，逼使数十万民众饿死，流亡不可胜数。
两税以外，还有按人徵收的丁口钱、盐钱按亩摊派的麴钱（酒曲税）、农器钱、牛皮税等又有盐铁税、茶税、屋税、鞋钱等杂税。州郡官吏常常增益赋调，县吏向里胥（古代基层的小吏）厚敛，里胥便重徵于民，名目繁杂，税率屡增。随着商贸的发展，各国多重徵商税，并有过税（针对行商的流通税）和住税（针对坐商的交易税或营业税）之分。钟鹏举听到这里心情十分沉重，他知道这种办法后来为北宋所沿袭。
（备注：关于牛皮税。牛皮在古代用途广泛，是制造甲胄、兵器、皮绳等军事装备和生产工具的重要原材料。随着军事活动和生产的需要，政府为了保证牛皮的供应，便开始征收牛皮税。初期，百姓需要将一定比例的牛皮缴纳给官府。后来，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实行了 “牛皮钱” 的征收方式，即不再直接征收牛皮，而是让百姓缴纳一定的货币来代替牛皮。例如，根据牲畜的数量或价值，规定每户应缴纳的牛皮钱数额。）
关于南北各国政权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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