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被变相软禁在院中的四位博士，感受到的压力愈加沉重。哲学博士赵铭终晚忧虑不已，文献学王婉也愈发沉默寡言。相比之下，历史学学博士张翰和文学王杨则显得较为镇定，他们深知，历史的既定轨迹，恐怕不会因他们那份被搁置的奏疏而有所改变。
如今，他们唯一能做的，便是耐心等待，并祈盼火药试验能尽早取得突破性进展，那将成为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
次日清晨，于谦来到天火院，将梁帝的新旨意告知这四位仍心有余悸的博士，勉励他们继续推进“霹雳火”的研制。
随后，梁帝朱友贞的旨意正式下达：
“天火院……物资供应，一应如旧……好自为之。”
“另，皇帝……甚爱其词。若有新作，可随时呈览。”
……
四位博士顿时有种如释重负之感，终于又为自己争取到了一线生机。
九日后。
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如同野火般传遍汴京，也传入了天火院：七日前钟鹏举的荆州军闪电偷袭，攻下襄州城！
同时传来的还有一条信息：钟鹏举的江州军同日攻陷楚地北面门户岳州，四万五千水陆大军被歼，围攻荆州的楚军总指挥、岳州刺史许德勋在回防的途中被伏击，成了阶下囚！
消息传来，历史学博士张翰手中的茶杯“啪”地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他们最担心的事情之一——襄州被袭，还是发生了。钟鹏举这个人物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但他是现时这个世界最大的变数。
襄州与开封的700里距离，看似遥远，却深刻影响后梁的西南边防与统治稳定，这也是918年孔勍能长期镇守襄州的关键原因。
边防缓冲带：700里的陆路距离，让襄州成为开封的“西南屏障”——若前蜀或南方割据势力突破襄州，需再行军半月才能威胁开封，为朝廷组织防御争取时间。孔勍在襄州推行“军垦戍边”，正是为了减少对开封的粮草依赖，让襄州能独立抵御外敌，避免因距离遥远导致的补给困难。
统治半径的极限：在古代王朝的统治体系中，都城对地方的有效管控半径通常在1000里以内，襄州与开封的700里距离，恰好处于后梁中央朝廷的有效管控范围内。孔勍虽总揽襄州军政大权，但需定期向开封奏报政务、上缴赋税，朝廷也能通过驿道快速传递政令，维持对襄州的控制。
军事调度的困境：918年的后梁，同时面临北方晋（李存勖）、西北岐（王茂贞)、西南前蜀（王衍）、南方钟鹏举军、东南杨吴（杨隆演）的威胁。
开封与襄州的700里距离，导致朝廷现时无法再兼顾南北战事——若调重兵驰援襄州（原来已调五万精锐围困荆州），中原防线会出现漏洞，被晋国趁机进攻；若坚守中原，襄州则因孤立无援陷入危机，最终只能放任襄州沦陷，这也凸显了后梁在918年“多线作战、顾此失彼”的统治困境。
梁帝的姐夫赵岩一系当初不顾反对，毅然出兵，试图夺回更为遥远的荆州。此举一是出于对荆州和襄州战略地位的深刻认识，意在及早守护梁国的西南门户；二是看重荆州和襄州两地的发展潜力，旨在为后续可能的对晋战事失利预留生存空间，并确保税源和兵源的稳定。
襄州和荆州不仅同属汉江流域，它们更是共同构成了江汉平原这个整体，分别把守着平原的北部咽喉和南部核心，在历史上一直是唇齿相依、互为犄角的战略要地。
荆州与襄州是梁国西南防御的“双子星”。
荆州和襄州300里的近距离，让两地形成“攻防联动”的军事格局：襄州作为抵御前蜀的前线，荆州则是其后方补给基地——襄州所需的茶叶、药材多从荆州转运，而荆州的防御则依赖襄州的军事庇护。
此外，两地间的荆襄道是前蜀奸细渗透的重点区域，钟鹏举军的内应便曾借助此路线传递城防情报。
荆州、襄州、开封三地构成的“三角距离”，奠定了918年后梁南方平衡格局的基础：襄州距离开封700里，荆州则与开封相距1000里，两地形成“梯次防御”体系——一旦荆州失守，襄州仍可依托700里的缓冲地带保卫中原；倘若襄州沦陷，荆州便成为抵御南方势力的最后一道防线。然而，如今荆州和襄州相继失守，梁国的西南屏障已然崩塌。原本围攻荆州的五万梁国精锐，也沦为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918年的襄州（治所在今湖北襄阳）地理与战略地位为荆襄咽喉、西南门户，是后梁疆域西南端的核心枢纽，兼具“军事屏障”与“交通要冲”双重属性。
军事价值：北接中原腹地（距后梁都城大梁约700里），南邻荆南（钟鹏举割据势力），西隔汉江与前蜀接壤（蜀地东出的必经之路），东连杨吴鄂州（长江中游航运节点），是后梁抵御前蜀、牵制荆南的“西南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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