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封没有署名的信，像一根看不见的、淬了剧毒的刺，深深地扎进了方俊的灵魂里，日夜不停地释放着痛苦和困惑的毒素。
从此，方俊成了一个矛盾的集合体，一个活在两个截然不同世界里的人。
白天，在观察哨里，在训练场上，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冷静，更加专注，甚至到了有些冷酷的地步。他把所有的情绪，都打包、压缩，然后锁进心底最深处那个密不透风的保险柜里。他将那台冰冷的苏制望远镜，当成了自己唯一的精神寄托和情感出口。他疯狂地工作，用高强度的军事任务，来榨干自己每一丝多余的精力，麻痹自己那颗被无数个谜团和尖锐的痛苦啃噬得千疮百孔的心。
他的专业能力，在这段时间里，以一种近乎可怕的速度突飞猛进。他绘制的地图，精准得像印刷出来的一样；他对敌情的分析报告，逻辑缜密，判断准确，好几次都因为精准地预判了对岸夜间军事调动的规律，而受到了营部乃至团部的通报嘉奖。
在战友们眼中，方俊，已经从那个偶尔还会有些腼腆的“白面书生”，彻底蜕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眼神锐利如鹰、让人敬畏又有些不敢轻易靠近的“王牌侦察兵”。老班长施斌牺牲后，他已经成了侦察班事实上的灵魂和技术核心。
可是一到晚上，当熄灯号那悠长而又孤独的旋律，在山谷里回响，当整个世界都陷入黑暗和寂静时，那个被他锁在保险柜里的、脆弱的自己，就会破笼而出。
那根毒刺，就会开始在他心里隐隐作痛，释放出更猛烈的毒素。
他会一遍又一遍地，在被窝里，借着从窗外透进来的、微弱得如同鬼火般的月光，展开那封早已被他手心的汗水浸泡得有些发皱的信。他像一个走火入魔的密码专家，反复地研究着那几个苍劲的毛笔字，试图从那一点一捺的力道顿挫和笔锋的飞白枯润中，解读出写信人到底是谁，到底想表达什么。
“秀莲很好，勿念。”
这句话，成了最折磨他的咒语。他宁愿相信秀莲是生了重病，甚至是出了意外，也不愿相信，一个曾经与他海誓山盟、在红高粱地里承诺将一生交给他的姑娘，会在短短几个月内，变得如此冷漠，连一句亲笔的解释，都不愿意给他。
“大丈夫当以国事为重，儿女情长，暂放一边可也。”
这句话，更是像一把钝刀，反复地、一下又一下地，切割着他那可怜的、仅存的自尊。这是在暗示他，一个贫瘠山沟里的农村姑娘，已经主动地、体面地，认为自己配不上他这个崭露头角、前途无量的“军中秀才”了吗？这是在用一种“为你好”的、居高临下的姿态，优雅而又残忍地，把他从那段他视若生命的感情中，“开除”出去吗？
他想写信回去问个究竟。可他提笔写了撕，撕了又写，最终，还是只能无力地把钢笔扔在一边。这封信，该寄给谁？该问些什么？问秀莲为什么不理我？还是歇斯底里地质问李大栓是不是从中作梗？
他甚至，产生了一个冲动的、疯狂的念头——请假，回家！他要亲自回到那个黄土坡上，不管不顾地，当面问个一清二楚！
可理智，又像一条冰冷的锁链，死死地按住了这份冲动。他现在是前线的一名士兵，是侦察班的业务骨干，身负着重要的战备任务。施斌班长用生命教会他的“责任”二字，不允许他这么做。
于是，他就被死死地困在了这样一个无解的情感囚笼里。白天，他是“恶魔岛”上最锐利的鹰眼，冷静地监视着海峡对面的物理战场；晚上，他却成了自己内心的囚徒，在一个由思念、猜忌和痛苦构成的、没有硝烟的心理战场上，苦苦挣扎，左冲右突，却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突围的出口。
他变得更加沉默，也更加消瘦了。那张原本还带着几分书生气的脸，被海风和心事，雕刻得棱角分明，眼神里，也多了一种与他年龄不符的、深邃的忧郁。
这一切，都被一个人，清清楚楚地带着一丝心疼地看在眼里。
这个人，就是杨岚。
自从那天，她看到方俊收到信后，那副失魂落魄、仿佛丢了魂的样子，她就敏锐地察觉到，这个“小老乡”的心里，刮起了一场足以摧毁一切的十二级台风。
她没有再像以前那样，大大咧咧地去开他的玩笑，也没有不识趣地追问信里到底写了什么。她只是用一种女性特有的、细腻而又充满智慧的方式，默默地，开始“干预”他的生活，试图为他那片狂风暴雨的世界，撑起一把小小的、却坚固的伞。
她会借着“全营巡诊，检查战备卫生”的名义，背着那个沉甸甸的红十字药箱，亲自爬上山顶那个孤零零的、海风呼啸的观察哨。她来了之后，往往也不多说话，只是把一个洗得干干净净的苹果，或者几颗小白兔奶糖，不由分说地放在方俊的手边。然后，就静静地坐在一旁的水泥台上，翻看自己带来的那些厚厚的医学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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