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5日， 农历十月十六， 宜：祭祀、沐浴、捕捉、畋猎、结网， 忌：嫁娶、纳采、订盟、安床、动土。
晨光透过吉隆坡国际机场办公室的百叶窗，在地板上投下狭长的光影。我盯着桌上那份重新启动MH370搜寻行动的文件，手指不自觉地抚过封面上的日期：2025年12月30日。
整整十一年了。
我还记得那个凌晨——2014年3月8日，我在床上被手机铃声惊醒，屏幕上的“紧急召集”让我的睡意瞬间消散。那时我才加入马来西亚民航安全调查局两年，还是个满腔热血的新人。谁能想到，那个凌晨开始的噩梦，会纠缠我整个职业生涯。
“陈工，马方代表已经到会议室了。”助手小周敲门提醒。
我合上文件，起身整理西装领带。镜子里的男人有着明显的黑眼圈和过早斑白的鬓角，眼睛深处沉淀着某种无法消散的疲惫。四十三岁，但我感觉自己早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
走廊里，我遇见了梁教授——这位海洋地质学家参与过几乎所有阶段的搜寻工作。他向我点点头，手里握着一份厚厚的报告，封面上印着最新的海底地形图。
“最新声呐数据出来了，”梁教授声音低沉，“南印度洋那片区域，我们之前可能遗漏了一些海沟。”
“第十一次搜索了，教授。”我说，声音里听不出情绪。
他停下脚步，看着我：“你还在做那个梦吗？”
我没有回答。其实我们都知道彼此的秘密——每个参与过MH370搜寻的人，都有一份无法言说的梦魇。我的是飞机在海面上无声滑翔，最后消失在月亮倒影里的画面；梁教授的是他孙子曾经问过的问题：“爷爷，那架飞机上的人都去了哪里？”
会议室内，多国代表已经就座。澳大利亚、中国、美国、法国——这个由多国组成的联合协调中心已经存在了十一年，人员换了一批又一批，但那份沉重的使命感从未消散。墙上挂着大幅的印度洋海域图，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已经搜索过的区域，红色标记像伤口一样遍布整片海域。
“诸位都知道，这是基于最新洋流模型和碎片漂流分析重新划定的区域。”主持会议的约翰逊博士用激光笔指着投影幕，“澳大利亚联邦科学院的模拟显示，如果考虑2014年7月首次发现的右襟副翼残骸的漂流路径，原搜索区可能向南偏移了约120海里。”
我翻开面前的文件夹，里面是239个名字和面孔。机长扎哈里·艾哈迈德·沙阿，副驾驶法里克·阿卜杜勒·哈米德，还有乘客中那个即将举办婚礼的年轻女孩，她社交媒体上最后一条状态是“吉隆坡，我来啦！”——所有这些生命，都在那个夜晚化为数据表上冰冷的条目。
“陈先生，马方的意见是？”约翰逊转向我。
我清了清嗓子：“马来西亚政府同意重启搜索，并承诺提供额外预算。但我们要求这次搜索必须彻底，不留任何死角。”我的声音在会议室里回荡，“十一年了，家属们需要答案，世界需要答案。”
散会后，梁教授递给我一支烟——虽然我早戒了。我们在吸烟区站着，窗外是机场跑道，一架马航的波音777正在降落，机尾上的木槿花标志在阳光下鲜红如血。
“我上个月见到了刘女士，”梁教授吐出一口烟圈，“还记得她吗？那个失去丈夫和两个孩子的母亲。”
我点头。怎么可能忘记。2018年，北京家属见面会上，她抓住我的手臂，指甲几乎嵌进我的肉里：“陈先生，我只想知道他们在哪里。他们冷不冷？”
“她告诉我，她丈夫其实那天不该上那班飞机，”梁教授继续说，“他是临时改签的，因为想早点回家给女儿过生日。”
这种故事我听过太多。命运细微的转折，最终汇入那个无法挽回的夜晚。机长据说婚姻出了问题；副驾驶刚订婚；有二十位中国画家参加完吉隆坡的画展返程；一对澳大利亚夫妇结束蜜月旅行...每个生命的轨迹都在2014年3月8日凌晨00:41分——MH370从吉隆坡起飞的那一刻——交织在一起，然后在01:19分永远中断。
“这次会不同吗？”梁教授问，更像是在问自己。
我没有回答。手机震动起来，是一条加密信息：“筹备组紧急会议，19:00，地点稍后发送。”
傍晚七点，我按照指示来到吉隆坡市中心一栋不起眼的办公楼。接待我的是个面无表情的年轻人，他扫描了我的虹膜，领我进入电梯。电梯没有楼层按钮，直接向下运行了至少十秒。
地下会议室内，已经有五个人在等待。我认出其中两位——一位是马来西亚国家安全部门的高级官员，另一位是国际刑警组织的代表。房间没有窗户，只有一张金属桌子和几把椅子，空气中有种压抑的安静。
“陈先生，感谢你准时到达。”说话的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自称“史密斯”，但我知道这不是他的真名，“我们知道你被任命为这次国际搜寻行动的筹备组成员。在正式启动前，有些信息需要你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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